历代皇帝都爱给自己挖坑：历代皇帝都爱给自己挖坑

所谓“权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影响力，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或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

话说，中国一直就是一个讲究“名分”的社会，它就是权力合法性的“基石”，例如：一夫多妻的制度，在名分上，正妻地位尊贵，偏房地位卑微，于是，正妻就可以随意的支配偏方。事实上，这些偏房，也会仗着自己的年轻美貌受宠，进而得势，甚至，在家中取得主导权。

所谓的“后院之争”，则是官场上一个隐晦的说法。皇帝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权利的分配，和这种“后院权利结构”没有什么区分。“正室”则是指：以宰相为首的一套官僚体系，从“名分”上看，他们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

但是，除此之外，皇帝也有自己的“偏房”。

那么，是什么人组成了皇帝的“偏房”呢？

《清稗类钞》这本书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徐珂从清人、近人的文集、笔记、札记、报章、说部中，广搜博采，仿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体例，编辑而成。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在《清稗类钞》中，湘军创建者之一郭嵩焘就有这样一则史论：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这里所列举的与君主“共天下”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君主的“隐性”权力集团，不过，在“名分”上，他们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所凭借的也只是与权力中枢的那种“特殊关系”。间接获得权力，染指朝政，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君主“偏房”。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是“皇权专制”，然而，真正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的“独裁者”只是少数，与宰相“共治”天下，才是一种合理的制度结构。一般认为，皇帝就是权力的载体，所以，为什么要亲自做事呢？有事让官员做不就行了。

在明朝之前，这就是基本的政治制度。

话说，曾有一位宋朝的官员就和皇帝说过：“陛下，您就不要亲自发号施令了，从祖上开始，朝廷的事就是由宰相在做的，你替宰相把事都做了，那宰相干什么呢？”可见，皇帝和宰相之间的“分权”，是有“制度”的，不能随便打破了这个平衡。

而“与外戚共天下”就是胡闹，依仗皇室的“特权”而蔓延的“孽权”，就是这种制度外的“偏房”权力。

最早制造出这种“正偏”权力关系的，就是汉武帝刘彻。

大家都知道，汉武帝的掌控欲望特别强，什么事他都想插手，于是，宰相就成了他的“绊脚石”，连宰相领导的那套班子，他都觉得碍事。为了能够让自己顺利“做事”，他给自己另设了一个“内朝廷”，由宦官、侍从、外戚等组成。

自此，那个正儿八经的朝廷领导班子被汉武帝给“抛弃”了。

从“名分”上看，这些“内朝”成员手无实权，甚至，有些人都不是正式官员，他们只是汉武帝的心腹，只能在暗中插手朝政。但是，这种“隐性权利”是不容小觑的，他们在力量上，不逊于正统的领导班子，甚至，还会超过正统。

不过，他们终究是“偏房”，上不了大雅之堂，不得不在私底下，抱紧皇帝的大腿，所以，这就决定了他们被“操纵”的命运。

拥有“偏房”之后，汉武帝终于可以独掌大权了。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汉武帝的“偏房”越来越专横。在汉武帝在世的时候，还可以掌控，但是，到汉武帝去世之后，“偏房”就成了朝廷的老大，最终，更是导致了西汉政权的没落。

到了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之后，害怕前大司马王莽的“案例”再次上演，就用“尚书台”来制衡三公的权力，其实，这也是“偏房”，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独裁。后人评价“两汉政出于二”，意思就是汉代的政治权利结构是“复式”的。

“正统”与“偏房”共同实施权力，这也是当时权力机构最大的“诟病”。

刘秀与刘彻的用意，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想挣脱正统权力对他们的束缚，因此，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样的。东汉后期，外戚与豪族占据了尚书台，掌控了朝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拥有尚书台的权力。

当权者要独权，就会培养一个副权力体系。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轮换掌握着朝廷的政局，东汉的皇室没能斗过当时的门阀士族，天下也被他们瓜分了。

到了唐朝，为了避免历史重演，宦官可以参与朝政，但是，只要发现宦官权力过大，就会被收回。到唐朝晚期，宦官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都可以罢黜皇帝了。直到宋朝，正统权力才被真正尊重，“偏房”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即使皇帝再有权力，也不能“一言堂”。

一次，内廷国手赵鄂要官，但是，官职的任免都有一套流程，于是，宋孝宗便说：“我可以给你官职，但是，宰相未必答应。”赵鄂听后，就去求宰相，宰相很坚决地说：“就算皇帝答应，这个旨意也是没有用的。”

就算赵鄂天天陪皇帝下棋，就算他与皇帝的关系很好，皇帝都不能为他而破坏国家的制度，可见，宋朝的权力结构还是很有成效的。只可惜，在宋朝被元朝取代之后，这套制度也随之被废除了。到了明清时期，又再次出现“共权”的局面。

分析历代统治者的做法，养大“偏房”，架空“正统”，借隐形势力之手，制衡正统的官僚体系，正是他们独断专权的“独门秘笈”。

那么，统治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呢？为什么要与正统的官僚体系对抗呢？

原因则是：在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之前，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言，最大的威胁不是民主宪政，而是这个从制度到程序，从规范性到权力化越发复杂和完善的官僚体系，正是这个体系分流了统治者的权力，这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他们才会借助“偏房”的权力来制约正统的权力。虽然，这种做法上不了台面，也没有什么名分，但好用，也很好掌控。然而，这个“偏房”经不住权力的诱惑，逐渐权力上升，压制正统，进而反噬皇帝的权力。

本来汉武帝只是想夺去宰相的权力，没曾想，他自己的“内朝”却把自己的江山给夺了；

光武帝的“尚书台”，也是一样的想法，结果，却被“挟天子”了；

明朝，虽然没有宰相，最终，也被“九千岁”掌握了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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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统治者当初的想法是好的，以为培养了自己的势力，就可以夺去权力，平衡利益，稳定朝廷的统治。只可惜，统治者往往忽略了人的野心，这些野心家，一旦有了开始，就变得不可收拾，最终，上演一幕幕“近臣乱政”的局面。

哪个统治者，都不愿意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权力，但是，他们却忽略了，独裁背后的“偏房”，这难道不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吗？

参考资料：

【《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清稗类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