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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思想：面对强敌怎么办你打你的

人气：368 ℃/2024-04-28 08:05:59

70年前的今天，解放战争正进入到关键阶段，三大战役中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开始）与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开始），解放军均已取得重大战果。

这两场战役，解放军共消灭（歼灭、改编）国民党军队超过100万，奠定了解放战争的胜局。

但在解放战争刚刚开始时，面对双方悬殊的实力差距，又有多少人能想到，“弱小”的解放军，能够击败“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呢？

面对强敌，如何应战，如何取胜？

那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打仗的办法就这么两句话！

文 | 单劲松

本文摘编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文首发于2017年12月8日，标题为《毛泽东打仗的办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毛泽东概括解放战争时期的话。为什么这句话被很多专家称之为“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呢？这还得从60多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说起。

“‘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1947年4月22日，一封来自中央军委的电报送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案头，电报的起草人是毛泽东。

这是一封聂荣臻急切盼望的电报，因为此时正太战役正进行到“节骨眼”上。按照此前晋察冀军区所拟定的计划，正太战役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扫清石家庄外围之敌，如敌人南援则歼灭之；第二阶段兵锋西指，大举破击正太铁路。4月9日正太战役发起。晋察冀军区按计划扫清石家庄外围敌人后，国民党军出动了。国民党军队的指挥者并非都是蠢材，他们没有直接南援石家庄，而是玩起了“围魏救赵”之计，直扑解放区重镇胜芳镇，企图吸引聂荣臻所部回援，以解石家庄之围，重夺战争主动权。怎么办？

半年多以前，大同、集宁之战失利的阴影还在聂荣臻眼前挥之不去。1946年7月，晋察冀军区发起大同战役，意图攻取山西名城大同。但由于准备工作不够细致，直到9月，大同城仍未攻克，战事陷入胶着，但是国民党的援军却来了。晋察冀军区部队被迫分兵打援，好不容易包围了援敌，但国民党军的另一股援军又到了，再分兵再打援……处处被动的结果是3处敌人都没有消灭，打了一个消耗仗。不仅如此，解放区重要城市张家口也在敌人的反扑下丢失了。要知道张家口可是解放战争以来，国民党军从共产党手中夺取的一个大城市，蒋介石可是狠狠地陶醉了一把，大大地吹嘘了一阵，声称“共军已总崩溃”，“可在3个月至5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

再也不能重蹈覆辙！聂荣臻焦急之时，毛泽东的电报到了。电报很简短，仅仅100多字：

“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

“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这是在现有资料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想第一次见诸于文字。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被毛泽东称之为“各打各的”。它的出发点，就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完全主动作战”。在毛泽东心中，战争指挥，显然已经变成了一门“艺术”，一门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收到电报的聂荣臻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立即领会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思，并坚决执行预定第二阶段的任务,一下子变被动为主动。

聂荣臻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总结这一战役：“战役的全部过程，始终贯彻执行大踏步进退，在运动中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原则，不受局部情况的牵制，因而摆脱了被动。”

5月10日，正太战役结束，不仅歼敌3.5万人，更为重要的是山西、河北广大地区为我所占领，太原、石家庄之间的联系切断，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华北地区的战局开始转入主动。

一年之中，两次战役，面对相似的敌人，却取得了截然不同的战果。这一事例，向我们生动地诠释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夺取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性。

“把包袱让给敌人背”

毛泽东不仅向他的将领们指明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想，而且也在身体力行着。此时的毛泽东，刚刚撤离延安，正在陕北高原的深沟高壑之中辗转行进，在转战陕北中一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国民党军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日益不足的被动局面日渐显现。被人民解放军牵着走的蒋介石，急于摆脱被动，开始转变军事策略，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图谋夺取延安以提振国民党军日渐低迷的士气。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无数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也是毛泽东生活了10年的地方。放弃延安，是许多人想都不愿想的事情。是守还是弃，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道两难“选择题”。

成竹在胸的毛泽东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主动放弃延安。

决定一出，别说共产党内很多人不理解，就是延安的许多老百姓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针对这一决定，毛泽东向他们这样解释道：“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947年3月18日，在隆隆的枪炮声中，毛泽东批阅完手头的文件，叮嘱战士打扫好房子后，从容离去。19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蒋介石大喜过望，将之视为空前的大捷，授予此战“功臣”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命令他立刻指挥军队对陕北进行“清剿”。为了拖住蒋介石的这支战略预备队，在此后大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牵着他们的鼻子在陕北高原游转，终使胡宗南近25万大军陷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国民党军“肥的拖瘦，瘦的拖垮”，苦不堪言。西北人民解放军则抓住时机，先后发起青化砭战斗、羊马河战斗、蟠龙战役和沙家店战役，连战连捷，歼灭国民党军2万多人。

8月的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亲自来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表示祝贺。他不无嘲讽地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打我们没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就没有吃过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们想的行动。”“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哪样想，他就那样办，当然要吃亏了。”他鼓励大家：“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漂亮的胜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正如毛泽东所料，处处受制的胡宗南陷于西北战场，动弹不得，不得不于一年后的1948年4月逃离延安。延安重回人民手中。

历史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种“各打各的”战略，在战争实践中使解放军完全掌握了主动。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

“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战略思想，究其本质是在谈如何夺取战争主动权的问题。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毛泽东深知夺取战争主动权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他变被动为主动的战例不胜枚举。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就在1938年5月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深刻论述过他对于主动性的认识，提醒人们注意对战争主动权的争夺。他说：“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他强调：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以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

那么，如果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时候，该怎么做呢？毛泽东认为，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摆脱这种被动。怎样摆脱军事上的被动？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何获取主动地位？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两个字：“进攻。”后来，毛泽东还把进攻的一系列要诀，逐步细化给了人民军队。他指出：“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单纯的防御和退却，对于保存自己只有暂时的部分的作用，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他特别强调：“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一切进攻战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他还说：“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这些，好比围棋中的“先手”之法。对弈中哪一方取得“先手”，取得“势”，胜利的天平就将倾向于哪一方。对于取得“先手”的方法，毛泽东论述颇多，运用也颇多。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将这一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毛泽东曾经将战争的完整形态概括为3个阶段，即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在我军战略退却刚一结束，就指挥人民解放军跳过战略反攻阶段，直截了当地进入战略进攻，大大加速了战争进程。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第一声“发令枪”，是刘邓大军发出的。1947年6月，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12万刘邓大军出敌意料地南渡黄河，转战鲁西南，又在8月中旬突然向南越过陇海铁路，穿过遍地泥淖的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淮河，甩开国民党的重兵堵截，于下旬进入大别山区，着手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

与此同时，陈谢大军（四纵、九纵及三十八军）于8月下旬，从晋南南渡黄河，切断陇海铁路，进军陕南、豫西，实施战略展开，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陈粟大军（华野外线兵团）则于9月上中旬转战鲁西南，后越过陇海铁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

这样的部署，一下子就形成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的局面。三路大军在广阔的中原地区一面大力扫荡土杂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政权，一面相机集中兵力打中等规模之仗，至1948年5月，一个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胜利地完成了创建和巩固任务。

对于中原三路大军的作战，毛泽东曾在1948年3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点明了我军是如何取得主动的：“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在人民解放军的持续打击下，国民党军被打怕了，再也不敢分散驻守。他们以多年加修的城防工事为依托，将多个兵团聚集一处，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与我周旋。

形势所逼，大决战迫在眉睫。1948年，大决战的战机首先在东北出现。

此时的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虽然仍有4个兵团，44个师，加上地方武装共55万人马，但已经被我军分割和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地区内。而东北人民解放军则发展到53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已超过100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着优势，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显著优势。

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就向东北野战军提出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并把打击的方向初步选在了锦州方向。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对此却顾虑重重，他认为主力从北满远道南下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锦州，如果久攻不下，敌人从华北和海上增援，将会陷解放军于被动。他提议先打长春。5月下旬，长春攻坚战打响，但久攻不克，被迫改为严密围困。

攻打长春的失利，让林彪对南下作战有了更为积极的认识：关键还是个如何获得主动性的问题！毛泽东对于林彪认识的转变给予肯定，他于8月22日致电林彪，进一步启发林彪说：“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

9月10日，东北野战军南下奔袭北宁线，国民党军队进出东北的大门即将关闭，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战略决战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攻锦战役一展开，蒋介石立刻慌了神，急忙从葫芦岛和沈阳两个方向调兵增援。毕竟是远离大本营作战，严重的敌情让林彪再次踌躇起来，倾向于回头再攻长春。10月3日，毛泽东复电指出：“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2小时后，毛泽东再电林彪指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地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毛泽东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要告诉林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政策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好在林彪很快纠正了错误观念，毛泽东终于放下一颗心来。10月10日，他致电林彪指出攻锦的重大意义：“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主动权一旦建立，其他的事就好办了。10月15日锦州解放，10月21日长春解放，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转眼间东北近50万国民党军灰飞烟灭。对于攻打锦州夺取主动权这一着，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这样评价：“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争长期经验后提出的，是人民军队由战略劣势转为战略优势最终取得解放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制胜法宝，也是令敌军将领钦佩的“雄才大略”。

“打仗的办法就这么两句话”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周边的局势并不消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介入。面对朝鲜战争持久化可能性的逐渐增大，毛泽东不能不早做防范。9月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朝鲜战争的前景谈了自己的一些设想。他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认为美国的长处是铁多，短处则在于战线太长、运输路线太远、战斗力太弱。他设想美国可能会乱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我打手******，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这时的毛泽东，已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与美国直接较量了。掌握战争主动权，仍是他思考的关键问题之一。

9月15日，美军从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退路，朝鲜战局逆转。很快，美军越过了三八线。打还是不打，这个决断真是难下呀！打，毕竟面临的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不打，敌人如果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随时可以找到侵略的借口。毛泽东思之再三，认为与其将来被动地守或打，不如现在主动地打，出动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很快，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之后，战线最终稳定在三八线一带。美军利用其“铁多”的优势对我展开狂轰滥炸，这是所谓“你打你的”；我则利用敌人的弱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积极防御和进攻。在防守方面，由地面防御转变为地下防御，构筑了坑道纵深工事，在利用坑道进行防御战的同时，积极发挥自己近战、夜战的特长，进行阵地进攻战。这种方法被毛泽东形象地称为“钻洞子”。在进攻方面，毛泽东总结历次我军在朝鲜战场上实行战略或战役迂回的经验，认为：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他提出：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通过多打小规模的歼灭仗，削弱敌人，降低敌人士气，逐渐地进行打大规模的歼灭仗。这种战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零敲牛皮糖”战术。毛泽东这种攻得破、守得住的战术发挥了很大的效果，志愿军伤亡大幅降低的同时，敌军的伤亡却显著增长。这就是“我打我的”。在无可奈何之下，美军被迫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正如毛泽东所说：抗美援朝战争让美国等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指导思想，无论在战略劣势、战略均势、战略优势的情况下，还是在国内战争、国际战争的情况下，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毛泽东对这一战争指导思想很是珍爱。在外国朋友向他讨教军事方面战略战术问题时，他多次提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想。

1965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由艾哈迈德·舒凯里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就兴致勃勃地说：“打仗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地说就这么两句话。什么叫你打你的？他找我打，但他又找不到，扑了个空。什么叫我打我的？我集中几个师、几个旅，把他吃掉。”他以国内战争为例，向客人作了形象的介绍：“人有10个指头，我先吃个小的，用5个吃1个，9个先不管它。吃了个小的，我就走了。他不就少了1个指头吗？第2次又吃1个，还有多少？8个，少了2个。然后又吃了1个，又少了1个，又吃了1个，又少了1个。蒋介石有400多万军队，再加上400多万补充兵员，最后剩下几十万人到台湾去了。这就叫我打我的。就像吃饭一样，总要一口一口地吃。你总不能把一碗饭一下子就吃进去吧！不能把一只鸭、一只羊、一只牛，统统一口吃了下去。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帝国主义也是事物，也可以分割，也可以一块块地消灭。蒋介石800万军队也是事物，也可以一块块地消灭。这就叫做各个击破。这就是欧洲和中国古书里说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正所谓“大道至简”，毛泽东以极朴素的语言形象地把一个很复杂的战争理论说得极为透彻。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指导思想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成为国内外军事爱好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他所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已经被过去战争所证明，也将被未来的战争所证明。

70年前，538万“快递员”成新中国决胜一战的关键，这里隐藏着高超的技术！

很多人认为，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伙食差、穿得破、装备烂，仅凭意志和民心“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军”。

其实，这是不准确的。

淮海战役时期的民众动员，并非仅仅依赖于民心所向和简单全民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这实际上是一门高超的“技术活”。

文 | 李思远瞭望智库特约历史观察员

编辑 | 李浩然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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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只有“小米加步枪”？

1948年末，河南省陈官庄，天寒地冻。

淮海战役进入到了最后阶段，杜聿明带领从徐州逃出来的30万人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

解放军阵地上，炊烟慢慢熄灭，香喷喷的馒头蒸熟了，流着油的包子也熟了。为了庆祝元旦，炊事班费心思做出了很多花样，把四菜一汤送到了掩体堑壕里。

几十米外，国民党军阵地上画风突变：

官兵露宿野地、水沟边、土坎下，饥寒交迫；骑兵变成了步兵，因为战马早就被杀掉吃光了；为了取暖、做饭，能烧的都被烧光了，后来，连棺材也被挖出来烧了；一夜之间，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第一二二师冻死、饿死三百余人，到处都是死尸。

解放军战士用高音喇叭对着国军阵地喊话：“兄弟们，过来吃馒头吧。”

此时，国军早已断炊，草根、树皮、老鼠、昆虫......能吃的东西被“扫荡”得一干二净，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了。于是，饿得眼睛发绿的国军士兵连滚带爬地跑到我军阵地饱餐一顿。

一天之内，千名国军士兵投降。

淮海战役总前委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1949年1月6日，我军发起总攻。

战场上充斥着“缴枪不杀”的叫喊声，国军士兵怀抱钢盔，等待着用手中的武器交换馒头。

杜聿明的部队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不但自己丰衣足食，甚至还有大把余粮给俘虏吃。

光有“民心”还不够

陈毅一语道出了解放军粮草充足的原因：“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在那66个昼夜的战斗中，我军80%的装备和粮草是由88万辆小推车运送的。543万群众奋勇支援前线，每名解放军身后就有９个民工“护航”。这些小推车，能从南京到北京排成两行。

淮海战役中支援前线的民众

如此庞大的运输阵容，不但在解放军历史上、在中国近代史上亦属罕有。

这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共产党人心所向，有群众基础。

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老百姓的支持。部队经过豫皖边境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这次我当了俘虏，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想这是解放军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

光有“民心”就够了吗？

当然不是。

如果认为我党只是靠精神与意志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就忽视了我党在资源调控方面的超强效能，可谓是大错特错。

淮海战役前三个月，陈毅将物资与后勤提升到战略高度：

“我们的同志每每只看到缴获了多少枪炮，虏获了多少人马，甚至一些高级干部——旅长、师长，一直到纵队司令员，往往拿缴获多少来判断胜利的大小。毛主席讲：缴获多少，这是战役问题、战术问题……战略问题最重要的是双方吃饭、屙屎、洗澡和牲口吃草等问题……小米没有了，壮丁没有了，到那时党性再强也要受影响，只能去打游击。”

战争背后的后勤组织工作是一门极其重要的“技术活”，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困境。

淮海战役中支援解放军作战的民兵担架队准备出发

一开始，解放区的农民其实并不乐意支援前线，担心耽误农活，造成家里土地荒芜，来年挨饿。小商贩也不愿意，因为路上伙食要自备，而且无法正常做生意，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有个叫杨家圈的穷村子，出了36头驴，支前时死了7头、病了6头，损失没有得到补偿，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生活。

据1948年10月10日的冀鲁豫区党委战勤报告记录：

上期常备担架，濮阳原1300人，完工回去仅40人；南乐原800人，完工回来仅320人；昆吾原250人，完工回来10人。这期常备担架稍好些，茌平县400人，两天跑了175人。

豫皖苏分局总结淮海战役时提到：

“战役初期，干部思想落后于群众，用欺骗办法，自设难关，越解释群众越怀疑，逃亡很多，如五分区担架，先说到扶沟三五天的任务，又说到亭州，又说到永城，每逢一关，逃亡一批，到前方者不及百分之三十。”

问题到底出在哪？

对于上述情况，负责战勤工作的干部深入群众开始进行调研，发现问题还真不少。

首先，基层工作不到位。

在有些新解放的地区，负责战勤工作的干部只有一两个人，运输队和担架队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

比如，某县指挥部只有一个人作战勤工作，并且，处于半工作半休养状态，直到病重离开，才添一个动员股长。

其次，工作人员态度粗暴。

强制摊派百姓出工激发抵触情绪，正如陈毅总结的一样：有些区、村政府则采用集中管制，控制民力办法，禁止农民、大车、牲口远离家乡，以便随时征用。造成农村间商运停滞，生产减低，群众逃避支差，民众对我们极感不满。

再次，支前民工待遇差。

曾在淮海战役中担任华野后勤部长的刘瑞龙，在日记中谈到了当时的问题：

“民工的供给是最大问题。粮食部署只是提一下，没有固定来源及一定供给计划。

民夫吃不饱饭，且不及时。甚至喝不到开水，睡不妥。

民工衣服是最严重问题，来时天气不太冷，带的棉衣不多，至今没有很好解决，几次都是在缴获中解决。已发棉衣五万五千套，野供在窑湾收一万二千套，大部是单衣，夹片子，半成品，很短，三分之一穿不得。”

病员多，肠胃炎，寒热是冻的。五分区的已病三百多，医药没有解决。”

还有，部分基层干部脱离了群众。

象冀鲁豫边边区政府规定：村干、模范、英雄到区、县开会，及民兵集训等均抵出差。这样，基层干部就可以避免出差。还有些基层干部掌握着百姓出差的支配权，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找逃避出工的机会。因此，老百姓对这些徇私的做法深恶痛绝，对支前出差很反感。

我党开始“对症下药”

针对前期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我党于是开始“对症下药”。

一方面，整顿和加强基层干部的建设。这是解决支前问题的关键！

当时，由于多数战场在农村，相比国民党，我党在这里本身就有较为严密的基层政权体系，优势明显。

共产党坚持以党委为核心，以军和政为左膀右臂，建立一元化的基层政权体系，党政军高度融合又互有分工。

每到一地，我党就派出工作团协助县委建立区、乡两级党组织，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后建立村党支部，同时，还建立起自卫队、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团体和协会，把不同年龄、职业、性别的人口纳入党组织。

可是，问题在于，很多地区刚刚收复，尚未建立起基层政权，要想动员民众支前，难度较大。

在这些地区，首要任务就是寻找积极分子，参加过支前的、参加武工队打过游击战的、烈属和政治面貌清楚、没有投降或干过坏事的村干部，以及遭受过苦难的一般群众。

另一方面，给予基层干部充足的物质保障，让党政军人员无后顾之忧。

以共产党辖区的县长为例，除了生活与办公津贴外，每月有足量的油、盐、柴、米、烟等物资配给，每年发放衣、袜、鞋、被。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每个月发给每位县长保健费60至100元，西北保健委员会再给每个县长每月1到1斤半的猪肉补贴。物资配给能抗衡战时通胀，保证了办公与生活质量。这样，基层干部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挨家挨户做工作。

只要上级党委一声令下，各级党政部门和人员立即高效动员起来。征集粮草、募集新兵、筹备经费、缴纳军用物资和调集民工等任务，通常能足额甚至超额完成。（注：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则显得太弱。)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高层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推行新县制改革，试图强化基层政权与组织。但是，受基本理念所限，他们仍强调“融党于政”，即地方党部无权干预政治。因此，不但没取得什么成果，反而还弱化了基层党组织，党部沦为政府和军队的附庸，发挥不出组织力量。

国民政府基层政府官员的选拔，强调文化与学历。县长们的薪俸按县别来分级：一等县长最高工资为430 元，最低为340元，二等县长最高为400元，最低为320元……

实际上，这只是纸面规定，大部分县长最多只能拿200多元。在贫穷的陕西，一等县长领220元，四等县长只有170元，这个数字还包含生活与办公费用。受战时物价飞涨的冲击，这些官员的工资大大缩水。很多县长的月收入还不如小香烟店老板，甚至不及汽车夫一日之所得。家境不富的县长们不得不考虑挣外快养家糊口，没有多少精力和财力从事党务。

加之，党部作为政和军的附庸，根本没有话语权，说了也白说，忙了也白忙。所以，基层党员缺乏积极性，组织活动基本陷于停顿，深入群众生活发挥影响更无从谈起。

例如，抗战时期，湖南攸县政府有66人，县党部只有13人，拿薪资的党部成员待遇比政府人员低。这还是情况不算最差的地方，边穷县份的基层党务之弱更可见一斑。

不让老百姓吃亏才是硬道理

有了扎实的基层，共产党一连串政策纷纷开始落地生根。

首先必须得让群众明白，打这仗，完全就是为了自己！我党以“保饭碗、保卫翻身果实”进行广泛宣传。同时，党的媒体也积极宣传正面典型，时刻给予民众“正能量”。更重要的是，要充分保障民众眼前的利益，不能因为支前吃了亏。

*给予出差民工一定补偿。

1948年9月开始，中原解放区发布了《禁止无偿派差，实行给价包运制度》的公告，公告规定：

“凡前后方部队、政府机构、学校、工厂、医院、兵站及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所有搬运武器、弹药、机器及一切粮草物资等，概应依照规定运费按工给价，或按件给资。一律禁止无价派赴，禁止只分伙食不结工资之义务运输制度。”

那么到底给多少呢？公告中规定：

“每转送一人行50里，发给运价粮食30斤，如用担架时，按每个伤员加发10斤。……运送军械、弹药等每百斤百里之运费，人力挑运为32斤，驮运23斤，各种车辆为20斤。

*提高民工出差待遇。

1948年10月25日，华东支前委员会决定在民工来往的道路旁设立民站，每30里设一小站，60里设一大站，给运输粮食物资的民工提供“茶水与饭食，要支起10-15口大锅、囤积一部分烧柴与面粉，专做民夫吃饭与喝水之用。

宿营站初民夫的吃喝问题外，尚需招待住宿，要支20-30口。“每一站至少要聘请中医一、二人与民夫治病。”

*搞互助生产，让支前民众无后顾之忧。

民众去支援前线，自家土地无人耕种，荒废了怎么办？共产党发动群众订立五保公约，搞互助生产，“把所该出工、民工、军工烈属的户数地亩，都具体的分到以居民组为单位的生产组里”。

此外，后勤部门还要求对群众出的车和牲口，要折工计算，损坏要折价赔偿或给予维修，总之，不让出工具牲口的群众吃亏。针对分配不公的问题，各村开展“民主运动”，干部带头支前，谁出差、谁免差，都由群众评定。

奴隶翻身推倒霸主

解决了百姓的后顾之忧，又有党员身先示范，整个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就被动员起来了。

对支前出差，群众热情高涨。

“支前不仅不是负担，反增加收入，因此到处修理大车，增加牲口。……过去供给制支差，每辆大车只运600斤者，现能运1400斤至1700斤。过去一天只走四五十里者，今能走八九十里至百里。”

解放战争时期，用小推车运送物资的北方支前大队

这样，老百姓就成了解放军的“后勤部队”，大批的辎重装备粮草被运往前线。

同时，军民之间的感情也愈加深厚。

当时，解放区连年天灾、土地歉收，人民缺衣少食，但是却勒紧了裤带，把粮食供给子弟兵。

他们唱着这样的歌谣“粮食就是命根子，打赢敌人的老本钱”，“三红”、“三宝”、“三发明”更是让人感动。车上推着大米白面和猪肉送上前线，民工却自己却吃着“三红”——红高粱、红辣椒和红萝卜咸菜。“三宝”就是蓑衣、竹竿、葫芦瓢。蓑衣抗风雪，竹竿趟河流，葫芦瓢盛饭舀水当脸盆。下雨时，民工把蓑衣披在伤员的身上。用喝水的瓢给伤员接大小便。“三发明”指的是担架、担架车、担架篷。靠着它们，我们完成了9.8万伤员的转运任务，挽救了十万个鲜活的生命。

我党是“引导民众办后勤”，没有基层和民众支持的国民党只能“自办后勤”。淮海战役中，国民党方面主要靠低水平的空投方式向前线部队输送物资，这个做法，容易造成哄抢、导致混乱，并且，经常有士兵被空投的物资砸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