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运镜术解析 一场伪科学的骗局整个欧洲却为之疯狂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定的科学知识体系，在后人看来，它们也许显得荒唐可笑，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却是值得严肃对待的学问，甚至会直接塑造普通公众的价值观念与日常生活。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知识体系中，相面术无疑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门类，曾经盛行于许多古老的国家和民族。

中国的相面术起源于春秋战国，西方的相面术也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包括亚里士多德都曾涉足过这一领域。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相面术逐渐被边缘化，如今，它几乎成为了伪科学的代名词。但在19世纪的英国，曾经出现过一股巨大的颅相学风潮，令普通民众为之疯狂。传播颅相学的人，也成了当时整个欧洲最炙手可热的知识明星。

根据颅相学原理对大脑功能进行的划分

颅相学可以看成是相面术的一个变体，由维也纳医生弗朗兹·约瑟夫·高尔创立。和那些古老的相面术相比，颅相学的信条在某些方面依稀带有现代科学的影子，对此，历史学家罗杰·库特总结道：

（1）大脑是思想的器官；（2）大脑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精神器官的一种集合物；（3）这些精神器官或生理官能在大脑上位于不同的功能区；（4）如果其他因素相同，某一个精神器官的相对大小就被看成该器官表征的能力大小的指数；（5）由于头盖骨在婴儿发育时期骨化并覆盖住大脑，所以外部的头骨学方法可以用来诊断精神官能的内部状况。

后人提及颅相学时，大多只知道最后一点。而这，也是颅相学从所谓的科学理论迅速沦为伪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一书中，罗杰·库特对颅相学的兴衰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他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科学在城市化与工业社会整合期的社会影响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作者采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对颅相学后期发展状况所作的分析，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性，有助于人们更直观地了解一门科学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沦为伪科学的。

大脑中的布罗卡区

作为一门有关大脑和性格科学的综合理论，高尔的颅相学至今仍遭到片面理解。尽管颅相学中的科学属性不易辨认，但早在19世纪后半期，神经生理学的发展进程却印证了它在某些方面的科学可信度。库特提到：“今天被我们称之为‘布罗卡脑回’的区域就位于高尔所标注的语言官能区。”

皮埃尔·布罗卡对“语言脑回”的重大发现反而证实了颅相学对大脑功能分区的总体构想。到了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们无奈地承认颅相学的原理是正确的，“当人们开始讨论大脑皮层的结构时，高尔和颅相学的影响依然存在。”

不过，作为一种“缺乏绝对真理”的理论，颅相学在19世纪引发的争论及其对公众的影响是极为复杂的，它几乎包含了一种知识体系所可能产生的所有典型效应，因此，不能用简单的伪科学来界定这股风潮。

尽管后来的科学家证明了颅相学的部分价值，但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它如何从一门令人渴望的新科学，沦落成了遭人嘲笑的性格分析术。

弗朗兹·约瑟夫·高尔

早在19世纪初，颅相学便拥有了跨越阶层的吸引力。这种理论对个人性格的分析结果，成为了许多职业招聘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许多专业人士也对头盖骨和人相学拥有强烈的研究兴趣。

不过，包括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当年面对颅相学时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但总体而言，他们都谴责“颅相学的支持者是头脑简单的教条主义者”。而一些医学界人士则倾向于将高尔的学说与其通俗化的版本区别开来。

无论采取怎样的态度和立场，人们在总结颅相学的堕落时，大多将其元凶归因于那些“到处给人测算性格的巡游者”、“凭空捏造的头颅检测者”和“颅相催眠术家和算命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颅相学在知识阶层面临着逐渐高涨的谴责声，同时也拥有了与日俱增的大众影响力。

19世纪后半叶，伴随着颅相学的彻底通俗化，平民阶层成为了这种学说最忠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它适应了普通群众的实际需求、娱乐、渴望和理解力”，库特指出，“颅相学的这些新消费者既没有金钱和耐心，也没有胃口去消化那些社会地位优越的人所吹嘘的改革成果。”

1860年后，颅相学市场的领导者变成了那些出身于底层的实践“教授”，一些人将颅相学视为帮助自己摆脱悲惨遭遇和贫困生活的励志工具。人们被告知，颅相学可以提升他们的精神和道德水准，超越今生之不幸遭遇，从而接近造物主的完美。

维多利亚晚期的颅相学给人的印象是“更加明显的反精英的反知性主义”。一些人为了驳斥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强烈支持颅相学的普及，并声称它“必须是一门通俗科学，是平民大众的科学”，而不是有学问的贵族阶层的科学。

它“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可以激奋人心的逆境状态”。库特总结称，这种语言表述了普通群众“对他们在社会和知识层面被排斥、在文化上被驱逐的怨愤”。

英国的平民阶层也借此向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发出了挑战，强调简单实用可以看成是平民对精英文化的回应。

然而，通俗化的颅相学很快便与唯灵论风潮走到一起。尽管它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联系基础很微弱，但从心理学、社会结构和修辞意义上看，平民大众对两者的信任出现了相互强化的趋势。

对大脑的控制意味着对身体的控制，它代表了不被宗教权威束缚的愿望。一位颅相学的叛离者发现，包括顺势疗法、水疗、催眠术和超感视觉在内的民间奇术“都从气数已尽的颅相学学派获得了元气”。

作为一种信仰和治疗手段，招魂术的风行也与颅相学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它们所倡导的反知性论同时带有显著的社会批判色彩。

维多利亚晚期的颅相学在社会底层的自觉意识中逐渐丧失了它曾经努力争取的科学形象，并被用来抵抗各种外部压迫，从而具有某种解放的意义。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颅相学并不具备这样的崇高价值，它不过是日常生活的工具，利用它的一些准则和方法来教育孩子、提升修养、经营婚姻、发挥自我潜能、追求人生目标等等。

“那些努力超越本阶层的人”，库特写道，“最容易积累这门知识，并且通过假装的深奥，津津乐道于‘使自己的同伴震惊’。”“它被当作一种世俗宗教手段，藉之可达到自我满足、获得慰藉、实现希望、证明无所不包的宇宙规划和持续的和谐有着不可磨灭的证据。”

公众不可能“在得不到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抛弃它，专家的意见只会让人们不再与专家费口舌，他们继续通过这种“廉价、简单和便捷的神启”处理诸如“生与死、性与家庭、秩序与意义”等生活中重要而持久的问题。

这股颅相学的通俗化风潮，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颅相学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尽管库特认为未来永远不会有类似的事物像颅相学那样有能力“把不可捉摸的事物演绎成可以感知的事物，同时还能全面解释人类心智，乐观地预报人类的处境并对其施加影响”，但他也意识到，后来兴起的智商学和应用心理学“正是从颅相学停止的地方起步的”。

在库特看来，这反映出人们如何从颅相学的科学信念（而非生动想象）中阐发出文化内涵的过程，因为“新的精神测试方法以超越以往的广泛程度继续使得大脑尤其是智力官能成为众所周知的文化器官，鼓励人们竞争性地关注其自身的差别”。

通俗化的颅相学风潮，在今日的社会环境中的确不乏后继者。形形色色的性格分析术、通俗心理学、哲理启示录都在努力教导人们应该如何“活出你自己”，最受欢迎的宣讲者已经从平民“教授”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教授和知识界的明星。

他们将一些复杂的学说，简化为一套励志话语，并以此来迎合公众的心理需求。

另一方面，颅相学所倡导的基本理论（而非通俗化版本），今天依旧不断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比如剑桥大学的研究员凯瑟琳·史汀生最近便发文探讨了将人工智能用于犯罪特征研究的当代“新颅相学”趋势。

当颅相学和相面术被用于犯罪学研究时，如何对其科学性进行判定，又再次成为了极富争议的话题。这与颅相学在19世纪初所面临的境况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它永远不会以当年的面貌再次流行于世。

从科学到伪科学，颅相学的整个演变历程，对于当今世界依旧具有启发价值。一种严肃的知识体系，在其通俗化的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如果对其进行随意的歪曲和简化，将使这种知识体系乃至科学理论本身受到伤害。

同时，当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某种精神激励时，也应对那些看似美妙的理论学说保持足够的辨别力。知识的力量不是因为它能够带来情感慰藉，或者具有励志效应，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欲求的事情。

说到底，知识给人带来的快乐，和世俗生活也许毫无关联。人们很难奢望能够从严肃的科学理论中，直接获取解决自我现实困境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