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俘了吗？和北京保卫战如何改变明蒙
土木堡之战的战败，无疑给明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朝庭上下终于意识到瓦剌统一蒙古后，已经成长为一股能在一个方向上投入十几万骑兵的强大力量。
由于明朝将领在沿线的关隘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有效地拖延了也先进犯北京的时间。在五十天之内，于谦一方面整顿京内残兵，一方面调集备倭军及河南、山东备操军入卫，并且从通州的粮仓筹备了足够的粮草以补给军需。最终，在京师九门一共部署了二十二万明军。
明军在北京城下悍不畏死、英勇奋战，彻底摧毁了也先的嚣张气焰，挫败了瓦剌逼迫明朝南迁的企图。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守住了明朝国本，挽回了国家尊严，也对京师、京畿和九边地区的军事建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明北京保卫战
显然，明朝的北方防线已经无法满足当时的边防需要。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这次惨痛的教训之后，宣府镇乃至整个九边地区都开始大规模修筑军事工程，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整个修筑时间跨度达一百余年。
以宣府镇为例。就在土木堡之变后的第二个月，当明蒙之间的战争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明朝就已开始有针对性地建设宣府镇关隘“堵漏”工程。
正统十四年九月，明朝堵塞了雁门关地区可通人马的关口，并修筑城垣，修凿壕堑，以“断贼来路”。次月，陆续在居庸、山海、紫荆等关修筑隘口，开掘沟堑，以防止“挞贼”侵犯。
进入景泰年间，随着明蒙战争中明军逐渐掌握主动权，瓦剌军无力再深入明朝边境进行大规模劫掠，宣府镇的边防工程建设迎来了一个小高潮期。明朝对宣府镇的城堡和关隘进行了加固处理，并相应地增加了驻军人数，这为后来宣府镇的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明长城示意图
由于余子俊在成化十年巡抚延绥时大修墩台的效果非常明显，以至于十余年间蒙古军队都不敢大规模入犯延绥地区。据此成功的案例，明朝便开始在九边大修墩台。
就这样，在成化年间，经历了惨痛教训的明朝开始在宣府镇大规模修筑墩台以备战守及传讯，并着重强调了火器在人数较少的墩台守备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宣府镇迎来了又一轮建设高潮。
规划每二里即修筑一墩，外掘壕堑，两月共完成一百二十座，联络二百四十里，每墩用守军十人，并装备火器，以备战守。由于明朝早期火器的最大射程已达到三四百步，其火力网正好可以覆盖两座墩台之间的距离。
明初，宣、大两镇的总墩台数不过360座，到正德年，仅宣府镇的墩台数量便达到千余。而且根据《宣府镇志》的数据，这些墩台多设置于不靠近城市的野外。
明军抗击蒙古军
野外墩台的修筑，有效地加强了明军收集和发出讯息的能力，同时也可以有效阻击原来可以在平原上任意驰突的蒙古骑兵。墩台上完善的火器和生活物资，也给明军长时间驻扎墩台提供了可能性。
嘉靖中期，宣府镇的墩台数量进一步增加：沿边共有一千零七十一座，守瞭官军六千四百三十五名；腹里六百四十九座，守瞭官军一千一百九十二名；镇城腹里墩台五十三座，守瞭官军二百六十五名；总计为一千八百座。
也就是说，到了嘉靖中期，明朝塞垣的军事体系才基本完成。实际上，隆庆以后，明朝依然在增加墩台的数量。就如前文所说，军堡、墩台、关隘、边墙，共同组成了长城军事体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边墙，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万里长城”。
明长城
明代第一次大规模修筑边墙是在成化年间。弘治、正德年间边墙亦有修筑。长城体系的真正初步形成，却是在嘉靖年间。
当时由于与蒙古部的矛盾冲突激化，明朝边境环境逐渐变得恶劣。为防止蒙古骑兵渗透入明朝内地进行劫掠，宣府镇开始大规模修筑边墙。隆庆以后虽然各有增修，但是均不及嘉靖时期。如今所说的万里长城，实为嘉靖时期的产物。
长城军事体制的完成极大地改善了明朝的边防形势。在蒙古部落每年“例行”劫掠时，明朝的防御、传讯、阻击和反击慢慢趋向主动。虽然明中期卫所屯田制度逐渐败坏，也有蒙古部“毁墙而入”，但是明朝依然可以顽强地守住长城一线。明代的边防环境，在长城体系初步完善以后，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好转。
粮价降低，百姓愿意居住于边塞，军士士气提高，境内治安改善、经商环境改善等，都是长城体系完善的结果，很多人仅仅把目光放在长城的修筑劳民伤财，认为长城效果不明显，其实是错误的。
蒙古入寇
如果没有长城体系作依托，明朝的边境环境只会更恶劣，绝不会有好的发展。长城，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建筑之一。
总之，在土木堡之后，明朝痛定思痛，吸取教训，积极布局，终于初步完善了九边体制，让明朝的边境政策和边境环境从此走向了崭新的一面。之后，明朝的边防政策也趋于保守，虽有“搜套”、“捣巢”这样的攻势防御，但不再有明太祖、明成祖塞前出击、锄强扶弱的进攻性战略。
至于瓦剌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土木堡之战的大获全胜，让瓦剌从明朝那里夺得了大量的销重和军械。明朝尤其是宣府镇地区损失惨烈，“以致数年之经营，数十万之积蓄，一切委绪草莽”。甚至在北京保卫战结束以后，蒙古部依然不断从独石城中搬运辎重返回漠北。
但是瓦剌的满载而归却没有让它的内部更加团结，而是加速了它的分裂。在北京保卫战后不久，脱脱不花和阿刺知院便在没有通知也先的情况下，遣使与明朝通好。
蒙古军的形象
脱脱不花并不是一个无能之辈，他不甘心身为一个堂堂的蒙古可汗，却受到非黄金家族的也先的制约，因此他一直在慢慢地暗中积累自己的势力，以图振兴黄金家族。
土木堡之战前脱脱不花的军事行动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正统十四年六、七月，瓦剌分四部伐明，其中蒙古名义上的共主脱脱不花率大军直入辽东。但是脱脱不花并没有率其所部入犯，而是命令兀良哈所部进犯。
脱脱不花为什么暗地里不遵守也先号令，只让兀良哈部“象征性”地入犯呢？原因就在于也先的跋扈。
脱脱不花是也先拥立的可汗，并无实权，早已对也先架空自己有了芥蒂和强烈的不满，于是就以此来反抗也先的命令并保存实力。
那么可以说，瓦剌原先的计划实为分兵三路伐明，即一路由也先率领进攻大同，一路由阿刺知院或脱脱不花率领进攻宣府，另一路进攻甘州。这样的分兵，实际上是瓦剌内部分裂的初步体现，也为瓦剌后来的衰亡埋下了伏笔。
脱脱不花的举动也加深了也先对他的怀疑，而东蒙古对非黄金家族的瓦剌也早已心存不满，再加上也先征伐明朝导致兵力受损严重，一向敢怒不敢言的东蒙古部也开始“敢言甚至敢动”起来，矛盾逐渐升级。
蒙古军队
双方最终因册立蒙古太子的问题而彻底决裂，脱脱不花率先起兵攻击瓦剌，也先竟被打得连连溃败，其领导的卫拉特四部十分恐惧，竟互相商量是否要直接投降。
此时，脱脱不花及东蒙古实力之强大，已足以和蒙古的实际统治者也先相抗衡，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进攻明朝对也先的直系军队造成了大量减员。
但是，后来形势急转直下，特凌古斯的阿卜杜拉认为脱脱不花汗“有智”，“不可图”，阿噶巴尔济济农(脱脱不花的二弟，“济衣”蒙古语意为“君王”)性愚，可试谋之。
于是瓦剌利用脱脱不花与阿噶巴尔济济农之间的矛盾，以汗位为诱饵，拉拢济衣，济农不顾其子、也先女婿哈尔固出克的反对，悍然对脱脱不花出兵。
明景泰二年十二月底，脱脱不花虽奋勇拒战，无奈兵已溃败，于是骑着黑松黄马，仓皇奔至肯特山，渡过克鲁伦河，逃往兀良哈，投靠其休妻之父彻卜登。彻卜登惧怕也先，最终将脱脱不花杀害。
蒙古军的形象
脱脱不花死后，也先履行之前的诺言，拥立阿喝巴尔济为可汗，又自立为济衣。但是阿噶巴尔济从即位伊始就已经难逃傀儡的命运，瓦剌甚至嘲讽阿噶巴尔济“类若畜牲”，称其为“阿噶巴尔济济农之驴”。
明景泰四年，也先设谋，修建了相连的二大室，在后室挖掘大坑，用大毡覆盖。又宴请阿噶巴尔济，待其人马依次入内以后，瓦剌部勇士齐声大呼，擒杀阿喝巴尔济一行，然后掷于后室的大坑中。在此次事件中，阿噶巴尔济的亲信三十三人都被杀死。
杀死阿噶巴尔济及其羽翼以后，也先并没有收手，“凡故元头目苗裔无不见杀”。也先此举使得东西蒙古的联盟彻底破裂，也为其称汗清除了最后的障碍。
景泰四年夏秋间，也先终于自立为汗，自称“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建年号为“天元”，并封其次子为太师。也先自此走上了蒙古人的权力巅峰。
也先像
但是这一切都是也先透支部族对他的信任来实现的。也先本身就是一代枭雄，他自视甚高，并没有想过在政治上与被收服的东蒙古合作，而是一味地以军事优势迫使东蒙古低头，这就让表面上统一的蒙古部并没有走向一个政治共同体，而是仅仅维持了军事上的联合，这是后来瓦剌分崩离析的最大原因。
同时，也先行事果断甚至偏激。土木堡之战以后，他的野心膨胀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史载“也先恃强，日益骄，荒于酒色”。俘虏明英宗归来以后，也先完全抛弃之前拥戴故元宗室的表面功夫，肆意地杀戮故元苗裔。
他不仅对东蒙古部族如此，甚至连瓦剌本部首领也不放过。例如，也先遭到脱脱不花的攻击，首战不利时，盛怒杀死了昂克平章，使得整个蒙古联盟离心离德。
故当脱脱不花起兵攻击也先时，东蒙古首领纷纷倒戈支持脱脱不花，甚至连也先营的三万人都相继反叛，归附脱脱不花。当时不论东西蒙古，都对也先的残暴和自私产生了极大的厌恶，也先对蒙古的统治岌岌可危。最终，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降临了。
明景泰五年，瓦剌右翼首领阿刺知院、左翼首领帖木儿来到也先营中，请求也先道：“你现在既然是整个蒙古部的可汗，阿刺知院劳苦功高，应该让他当丞相。”
蒙古军队
而也先居然说：“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说，我已经把丞相之位给了我的儿子。”由此可见也先政治能力的低下和自私。
阿刺知院一直忠心耿耿跟随也先，但是也先对于阿刺知院这样忠诚的部下都不信任，甚至连副手之位都要给自己的儿子，这彻底让阿刺知院崩溃了。
阿刺知院感觉自己对瓦剌付出的心血全都付诸流水了，他愤怒地说：“看你们父子二人怎样治理整个蒙古！”阿刺知院旋即离开。已经被说到这个份上，也先不仅不想办法解决内部矛盾，反而进一步破坏。
也先萌生了削弱阿刺知院的想法，很快就用计毒死了阿刺知院的两个儿子。阿刺知院忍无可忍，起兵三万攻伐也先。也先经过数次大规模用兵，兵力不足，猝不及防，兵败被杀。阿剌知院也在混乱中被其他部落的领主击杀。从此瓦剌一蹶不振，蒙古诸部又一次四分五裂。
土木堡之战瓦剌的胜利并没有给蒙古诸部带来军事和政治上的统一，也先的野心和贪婪最终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自己的部族，一代枭雄如此落幕，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剧。
究其原因，也先与瓦剌的悲惨结局与其在土木堡之战和北京保卫战中“用力过猛”不无关系。对蒙古部族来说，土木堡之战是一场辉煌的胜利。但无论是瓦剌本部还是仆从的蒙古部族，都在此后的北京保卫战中付出了惨重代价。
明军形象
虽然在之前的胜利中，瓦剌军队所得颇丰，但是也先在胜利后暴露出居功自傲和自私吝啬的本性，把大多数战利品据为了己有。草原上的法则是遵从强者，但前提是这个强者能给追随者带来好处。
现在其他部族此付出了惨重伤亡却没有什么收获，不免对也先心怀怨恨。虽然也先能够凭借以往的威势和土木堡的胜利暂时压制这种怨恨，但仇恨的种子只要种下，就必将结出复仇的果实。
总之，土木堡之战以及紧随其后的北京保卫战可谓影响深远。它彻底改变了明朝边境的军事体系框架，也改变了蒙古部的政治格局，甚至影响了明蒙双方数代人的命运以及明朝未来的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