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汉代的影响：北魏道武帝晚年行事别解

史载北魏道武帝在天赐六年(公元409年)寒食散药发，此后行事多乖常理，屡有残忍杀戮之举，由此加剧朝中政治危机，他本人亦在同年被杀。学界分析道武帝末年之失常行为，主要从他性格残忍与寒食散药性助其暴虐的角度讨论，而对他患病、服散与晚年行事之间的内在关联，似尚未有较深入探讨。按《魏书·太祖纪》:

(天赐)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

从传统医学角度观察，此条材料透露了道武帝的病情发展与其晚年行为表现、言语态度、谋事动机乃至天赐末年政局演变之间的微妙关联，值得读史者留意。

一、道武帝选服寒食散与风病疾患

魏晋之际，因著名清谈领袖何晏服用寒食散“首获神效”，而令服散之风“大行于世”。道武帝出身北族，与魏晋玄谈风尚不相干涉，其选服寒食散当别有因。

有关道武帝服散之因，可藉史籍中所载明元帝拓跋嗣(道武帝长子)服用寒食散与罹疾情况加以推知。《魏书·太宗纪》载:“初，(明元)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同书《术艺·周澹传》载澹“为人多方术，尤善医药，为太医令。太宗(明元)尝苦风头眩，澹治得愈。”按“风头眩”，为当时风病疾证之一，明元帝罹患风疾与服用寒食散的联系，实与汉晋以来医家对“诸风”疾病的基本认识及相应证治原则有关。研究指出，针对诸风疾证存在风邪外侵与脏腑内虚之病因病机，医家证治乃采用金石药物组方，以此填塞风窍、沉潜气血、补益虚阳，从而达致人体阴阳重趋平衡的疗效。明元帝殷鉴不远，仍踵袭其父服寒食散，说明当时医家证治方法因承汉晋传统，普遍以寒食散作为治疗风疾的要方。

从气候、地域、个人体质等角度试加探析，并参证以传统医理，可以推测道武帝之服寒食散，亦是缘于罹患风疾。就自然气候而言，今人有关中国气候史研究显示，道武帝生活年代的五世纪前后，正好处于寒冷期的气温极值阶段，气候上表现为天气变化异常剧烈，自然灾害频繁。学者并指出，中古汉晋时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风气偏盛现象。古医家对于气候与疾病之关系深有认识，指出“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历史气候异常以及中古医学思想多循风疾确立证治与用药原则，使这一时期的风病在传统医史中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就地域环境而言，道武帝生平活动地区在代北，居处环境具有风寒酷盛的特点，如北魏早期国都平城，史籍留下“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的记载，与古代医论对北方“高陵居，风寒冰例”的概述相符，其人更易受到风气外邪侵犯。就人体体质而言，传统医理认为生活在高陵多风环境之人，普遍具有肌肤坚实、腠理密闭的特征。拓跋珪出自北族，诞生时“体重倍于常儿”，颇有当时北人先天肥健的体质特点。中古医家针对风病与体质之关系，指出“肥人有风，肌肉厚则难泄，喜为热中目黄……有风遇于实，腠理闭则内伏，令人热闷，是其证也”。一般而言，具备此类体质之人罹患风疾，其证候多表现为邪气易于伏内而情志宣发异常，史籍不乏北族君主罹患风病之例，如汉赵国君刘聪自言“比得风疾，喜怒过常”，是为明证。按《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上》述“风惊邪候”云:“由体虚，风邪伤于心之经也……其状，乍惊乍喜，恍惚失常是也”。道武帝忿怒无常，以至“大臣多犯威怒”，似有某种病理原因，与他长期受风疾困扰不无关联。

道武帝既是为治疗风疾而服用寒食散，而他何时开始服散，亦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史载道武帝“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阴羌是负责道武帝服散节度事宜的医官，早于皇始二年(397)被杀。从这条时间线索，可知道武帝从二十余岁即开始服散，其罹患风疾可谓时日长久。不惟如此，直至他的生命晚期，其疾患尚无平复迹象。据《宋书·五行志四》载“晋安帝义熙四年(按即北魏天赐五年，公元408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风”，是年冬季的恶劣大风气候，即医家谓为“贼风邪气”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伤害，无疑也对道武帝的风疾病情造成消极影响。由此而知，道武帝以往虽曾“药数动发”，却在天赐六年坚持服用药性峻烈之寒食散，正是出于疗疾的考虑。至于他因何会在当年四月药发“逾甚”，则不惟是传统医理问题，更涉及北魏当时之政治文化，以下试析之。

二、道武帝药发原因与北魏政治文化

汉晋以降，医家认为服散药发存在天时、人事两大要因：“夫寒食药发多在秋冬……此其自然发理。若有违犯药忌，亦复用发。”以时令揆之，道武帝药发于夏四月，并不属“自然发理”，其中颇由“违犯药忌”所致。《魏书·灵征志上》对此有所提示：

天赐六年四月，震天安殿东序。帝恶之，令左校以冲车攻殿东西两序屋毁之。帝竟暴崩。

道武帝对宫殿遭受雷震表现出极端厌恶与忿怒，此事件与他的药发时间恰相吻合，值得留意。中古医家指出，情志宣发过度是寒食散药动的要因，如西晋皇甫谧曾论“石士十忌”，其第一即为忌怒，并谓“若犯前件忌，药势不行，偏有聚结”。据此推知，道武帝药发是因精神深受雷震刺激，情志失控所致。《资治通鉴》将“雷震”与“药发”两事关联，可谓卓识。道武帝对偶发之雷震如此畏忌，并有如斯暴烈之反应，其中隐曲，与北族胡人的文化与政治传统有关。

关于北族胡人对雷震的认知理解，可藉由《魏书·高车传》所载风俗略窥其概:“俗不清洁。（喜）〔恶〕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币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竖之，以奶酪灌焉。”据此可知高车对雷震畏避异常，视之为不祥，因此更有祓凶消灾之习俗。学者指出后世蒙古部落亦有畏雷风俗，与高车相似。同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拓跋鲜卑，应与高车及后世之蒙古部落有共通之处。由是观之，“雷震天安殿”为道武帝“恶之”，乃出于草原北族畏避厌恶雷霆的传统文化心理。

不惟如此，雷震天安殿发生于四月，此月份在北魏早期的政治文化中意义重大，《宋书·索虏传》载“其俗以四月祠天”；《南齐书·魏虏传》载“(平城)城西有祠天坛……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四月祠天是拓跋鲜卑旧俗传统。研究指出“一年一度的祀天在拓跋旧礼中最为重要”，这种祭祀传统在拓跋珪建国后曾一度中断，但之后又得到恢复。《魏书·礼志一》载“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自是之后，岁一祭。”道武恢复西郊祠天之制，是部族联盟的政治传统与强大的鲜卑贵族势力在北魏皇权政治持续发挥重要影响的体现。天赐六年应是按“岁一祭”通例在四月举行祀天，由是推论，在北族文化心理上以之为不祥的雷击事件在此月发生，威肋、和动摇了祠天祀典所隐含的政治权力秩序意义，对道武帝的精神心理所造成的震撼与打击可以想见。

总之，道武帝晚年服散，违犯节度，药发逾甚，其中固然出于雷震偶发天气，但从具体历史情境考察，此结果未尝不是固有文化心理与当时政治局势相互交织影响的深层次体现。

三、道武帝晚年言行所见证候病机

道武帝散发之因，己如前揭，至于此后病情发展如何，史料阙如，未易索解。惟史书留下他的若干言行细节，尚可从中探求疾病的证候病机，藉此了解他的病程发展。

道武帝药动时躁妄多怒，病发后更是行事乖常，从医理层而理解，此类举止表现有助探知其证候病机及病程发展。揆之史籍，道武帝“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显示他病发时患有严重厌食、失眠，有关症状如《灵枢·癫狂》所称“狂始发，少卧不饥”，是典型的狂疾病候。结合前述道武帝动散情形，并参考《外台秘要·乳石下》论“石发热风头痛心烦寒热”语:“若(石发)热风盛，心忧即头痛，若过忧即心烦，热盛必寒，寒盛必热……皆由风狂邪热之谓也”，可以推断道武帝是因石药积热在内，炽盛不解，兼之精神忧惧内伤，致生狂疾。医论既以此候为“风狂邪热”，正好提示了该疾病与狂证、风证之间的关联。若联系道武帝本来患风的线索，及药发后出现“忧懑”“喜怒乖常”等风病常见精神乖错病象，则不难发现，其风疾之证在服散后非但未见愈复之象，反而在药发后呈现加剧之势。

根据传统医学理论推测，道武帝上述病候当为“风狂”之属。中古医家解释“风狂病候”云：“狂病者，由风邪入并于阳所为也。风邪入血……则令血气相并。气并于阳，则为狂发……又肝藏魂，悲哀动中则伤魂……毛瘁色夭，死于秋”。从病机角度理解，由于风邪善走，易从阳化热，风热邪实，循入阳经，转行血脉，挟邪入血，更兼道武帝情志内伤、宣发失常，导致其气血相并逆乱，而成风狂之候。此候既成于孟夏四月，以古医理参证，又属心风范畴。《素问·风论》谓“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由于时行夏令，病者阳邪得火热而渐起，得风木助而转盛，如后世医家解释“风薄于心，则木火合邪，神志溃乱，故或为善怒，或为惊吓”。肝木受阳盛实邪侵扰，郁结不畅，甚至引起肝火妄动，上炎清窍，病者由此表现出暴躁善怒、神志狂妄等精神异常特征。道武帝晚年情绪激烈波动之诸种情状，及随意杀人毁物之暴虐行为倾向，或多或少是此病候的外在病理表现。

道武帝自夏四月药发，病候属于阳邪亢盛之实证，以医理揆度，其病势迁延日久，抵御病邪之正气必将难以久持，正邪此消彼长，病况转加剧重。前述医家论风狂病候有“死于秋”之语，提示该病随季度时令而有阶段演变。由于入秋以后“天气以急”，秋燥之气更易扰动人体内火，对于阳亢之证，无疑是火上浇油。传统医家素谓物极必反、重阳必阴，亦如《素问·通评虚实论》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对道武帝而言，其病程经历从邪盛向正虚、阳证往阴证之深入变化，可谓己成定局。

史称道武帝“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这既是他精神恍惚的心理状态反映，也是其病理变化的关键线索。《金匾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所录“防己地黄汤”具备重要参考意义，其证治云:“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千金要方》补充此方主治为“语狂错，眼目霍霍，或言见鬼，精神昏乱”。中古医家关于此方证治的交代，反映出当时对风疾某类症状的病理认知。方治所反映的病证如“狂状，“独语不休，“或言见鬼，精神昏乱”，与道武帝“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病状十分相符。从组方之义，略可窥知道武帝的病机转折：此方生地黄一味独重为君，以收养阴凉血之效，防己、桂枝、防风为臣，以祛风散邪，并以甘草和中，主次分明而兼顾表里，由此反映病家身体呈现真阴亏耗、血热邪盛、风证未解之象。陈念祖指出防己地黄汤“亦风进入心之治法也”，可知此方对应病证之病机，与道武帝的心风病候亦有相通之处。如陈氏所言“中风以少阴为主，此节言风逆于少阳之征，出其方治曰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者，盖以手少阴心火也。阳邪迸之，则风乘火势，火借风威，其见证无非动象……无热也……盖以足少阴肾水也。阴邪迸之，则寒水相遭，寒冰彻骨，其见证无非静象”。从经络藏象理解，手少阴心经为阳邪干犯之时，足少阴肾经亦为阴邪所乘，由于肾脏主藏精纳气，故邪犯精竭，阳损及阴，致使正真亏耗，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称“阳胜则阴病”，道武帝出现诸如独语不止、若见鬼物等症状，正是体内真气严重亏损的虚证表现。

藉由医论之时间提示，结合证候病机分析，笔者认为道武帝之病程出现上述重大转变大致在当年夏秋时令交替之际，即六七月间。《魏书·天象志》三载“天赐六年六月，金、火再入太微，犯帝座，蓬、孛、客星及他不可胜纪。太史上言，且有骨肉之祸，更政立君”。“更政立君”颇折射出当时朝野间的政治舆论态度，蕴含了对道武帝病情日渐危重事实的某种认知判断。而道武帝对自身病况无疑颇为清楚，他在晚期政治上的谋虑诀策、行事举措，与其病程发展当有密切之关联，以下试析之。

四、道武帝晚期病况与“子贵母死”举措

“子贵母死”是道武帝晚年在继承制度上的残酷行事。天赐六年秋七月，他拟立长子拓跋嗣为储君，遂赐死嗣之生母刘夫人。《魏书·太宗纪》载：

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太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比，日夜号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乃游行逃于外。

田余庆先生敏锐指出道武帝在天赐六年七月赐死刘夫人并非临时起意，“其间足有五年多的渲染时间”。道武帝在这一问题上迭经酝酿、历经犹豫，过程可谓曲折，此举骤然落实，罔顾北族重母之伦理，当有其现实隐衷。如前所揭，道武帝在入秋前后病势转危，他在七月断然杀妻立嗣，是基于自身病情恶化，并预计自己可能将不久人世的权力继承安排。

道武帝曾汲引汉武帝典故，为子贵母死之举辩护，或有其寄意。诚然，如学者指出子贵母死并非源于汉法，是为巩固父子继承制度与预防外戚部族干涉皇权。不过从道武帝当时正气亏损的身体状况理解“远同汉武”之语，并不完全出于刻意粉饰，史载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引玄伯讲《汉书》”，对汉武帝晚年杀钩弋立子的历史故事应不陌生，尽管子贵母死的实际考虑主要由于拓跋传统，但他在深感疾病沉疴难愈的情形下，或是从中真切体会到汉武帝的暮年处境及心态，而有远同古人的情感流露。

不过，道武帝子贵母死之举遭遇到挫折，由于拓跋嗣反对并出逃，皇位继承悬而未决。道武帝在八月赐死卫王拓跋仪，或为此事后续余波。据学者考证，卫王仪为道武同母弟，按鲜卑部落传统，具备皇位继承资格。拓跋仪在北魏建国过程中建有殊勋，是当时政坛重要人物，史载拓跋仪曾联同勋贵穆崇意图谋反，穆崇死于天赐三年(公元406年)，则谋反事应在此前。道武帝获知此事后“秘而恕之”，此时却一改数年的隐忍态度，诛杀拓跋仪，恐怕也是由于病况日渐危殆情形下的非常措置。就在当年冬十月，道武帝试图赐死贺夫人，反为清河王拓跋绍所杀《魏书·清河王绍传》载：

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诀。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贼至！”太祖惊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

联系道武帝在事变当日的行为表现细节，可对其病情有进一步认识。在处置贺夫人时，道武帝一反平素刚断果诀之性格，行事更见迁延迟疑，当中似有身体赢弱之因由。从古医家“阳气者，一日而主外……日西而阳气己虚，气门乃闭”来看，道武在“日暮”之时不克诀断，或可反映其身体机能由于久病衰虚，更逢日暮，身阳不足而抵抗力愈弱，以此影响其衰弱的精神状况，故而“未决”。值得注意的是，道武帝秋季以来的病况，本己呈阴亏之候，由于数月以来政局不稳，受到忧愁等情志消极影响，无疑加速了其阴阳邪正之失衡。史载道武帝当晚在清河王绍犯禁之时“惊起”，似乎显示他当时正处于昏沉入睡状态，颇有别于他疾发初期时“不寝达旦”、病变阶段“竟夜独语不止”，说明其病症历经早期和中期阶段的精神亢奋状况以后，体内正阳之气己耗亏殆尽，阳邪化而为阴，兼之正阴本己亏虚，而现重阴之证。如《灵枢·寿夭刚柔》所言“阴阳俱动，乍有形，乍无形，加以烦心，命曰阴胜其阳，此谓不表不里，其形不久”，其病情进入十分危重阶段。

关于道武帝处置贺夫人的动机，学者曾指出此为子贵母死诀策之延续，谴杀贺夫人正是欲立清河王拓跋绍为储君。有关观点虽有推测成分，然从医理角度观察，并非无据。道武帝久病不愈，进入冬季更发展为重阴之证。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阴胜则身寒汗出……腹满死，能夏不能冬”。道武帝或许因自身正阳之气未衰，犹能熬过当年秋季，然而入冬以后，证见阴阳俱损，病势己难复起。受此不可抗拒因素制约，在长子出走的背景下，道武帝可能因此选择次子拓跋绍为储，重施子贵母死故技，最终酿成祸变。

五、余论

有关道武帝罹疾、服散与晚年行事关系的解读，可从以个体为中心的微观角度，拓宽历史观察视野。基于以上考述，笔者试对以医证史的取径思路，略申浅见。己有研究指出，文史互证的方法意义，在于“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以传统医学解读历史，其意义亦可作如是观。中医文献与理论，既为史学研究提供多种深具历史价值的线索与信息；同时可在人物、疾病、环境、政治之间寻找一条深入诊释途径，从而为中古史研究增添一种传统史学方法以外的分析工具。中国传统医家讲求“辨证论治”，虽为医理，但与史法仍有相通之处。中医证治方法注重综合考辨与有机联系，如《素问·疏五过论》总结云：“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有关理念使医家之观察触角，广泛涉及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社会风习、个人生活、思想文化、制度名物等各个层面，如能将史料中深蕴的医理线索与医史信息加以提取解析，将可对历史求得更为深切之理解。简而言之，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传统医家证治学说的重要原则，由此也为历史问题中的时、地、人诸要素之深入分析，提供重要解读线索。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医家理论可为治史之帮助，但毕竟受限于当时认识水平，医家知识亦存在诸多局限，因此不能作机械理解，而需要注意史料之相互参证，斟酌异同，考校得失，尤须将相关分析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作通贯理解，如何活用这一分析工具，尚有巨大的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