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最霸******帝宋哲宗 北宋皇帝的葬礼繁琐而隆重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的兴起与衰落都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

在北宋时期，皇帝的葬礼是一件极其隆重的仪式，不仅展示了皇室的威严与尊贵，也彰显了宋朝文化的瑰丽和庄重。

当一位皇帝逝世时，整个国家都会进入悲痛的氛围，国家各级官员和民众也会全力参与皇帝的葬礼，为皇帝送行。

那么，北宋皇帝葬礼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将逐一探讨。

北宋皇帝丧葬之礼可分为治丧、安葬、葬后三个阶段，治丧之礼包括发哀、殡、举临、小敛、大敛成服、以日易月之小祥、大祥、禫、百日卒哭等环节；安葬之礼包括山陵安行、请谥、启殡、三奠、发引、掩皇堂、虞祭等环节；葬后之礼包括卒哭之祭、祔庙、三年之小祥、大祥、禫、祭陵、建神御殿、修功德寺等环节。

“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宋元之际的史家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中将发哀、举临、大敛成服、立铭旌、立重、禁乐、停祭、殿攒至百日等同列于“国恤丧礼”条目下，但其中南、北宋礼仪杂乱不分。

经考辨后，北宋皇帝治丧之礼可分为发哀，殡，举临，小敛，大敛成服，以日易月之小祥、大祥、禫，百日卒哭等环节。

发哀，指举行哀悼仪式，为治丧之始。

发哀“自听遗诰始”，目前所知最早关于皇帝遗诰的记载应为秦始皇崩后“丞相斯受始皇遗诏”，若与唐代相比，北宋遗诰的篇幅更短，也更为简约，仅300字左右。

《宋大诏令集》中保存了北宋七帝（太祖至哲宗）的遗诰，其内容大体涉及以下内容：嗣君即位事宜；“以日易月”的丧期制；在外群臣及沿边州镇举丧之事；尊皇太后、太妃、太皇太后等事（仅太祖、太宗遗诰中未见）；山陵制度（仅太祖遗诰中未见）；诸军钱物赏赐等。

不过，遗诰并不总是皇帝生前命人草拟的，如仁宗暴崩后未留有遗诰，宰相韩琦奉命“召翰林学士王珪草遗制”，而且还存在更改先帝遗诰的情况，如神宗崩后，有大臣发现遗诰中并未提及宋哲宗的生母朱氏，便上奏言：“德妃朱氏诞生圣嗣，遗制内并无尊崇之礼，欲添入德妃朱氏，可尊为皇太妃”，哲宗对此欣然同意。

北宋时由宰相负责宣读遗诰，宣读完后宰相再率群臣十五举音（即哭十五声）以表达哀思，然后宰相与文武诸臣再恭贺新帝即位；贺即位毕，诸臣列班进名拜慰新帝。

若皇太后在世，诸臣在拜慰新帝后仍需列班进名拜慰皇太后，如哲宗崩后，宰相章惇便率群臣在拜慰新帝后又拜慰皇太后，众臣竭尽哀思后再依次退离宫殿。

殡，指停灵，最早见于晋文公离世后“将殡于曲沃”。

唐代皇帝崩后遵循“天子七日而殡”的原则，而北宋皇帝崩后发哀毕，随即“殡于殿之西阶”。

唐代皇帝无论崩于何处基本都殡于太极殿，而北宋皇帝的殡宫则是皇帝寝殿的西偏殿。

北宋七帝皆崩于寝殿，其中太祖、太宗崩于万岁殿；真宗崩于延庆殿，而延庆殿“旧名万岁，大中祥符七年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皆崩于福宁殿，而福宁殿“即延庆殿，明道元年改”，故北宋七帝实崩于同一宫殿，而殡宫实也为同一地点。

不过在对北宋皇帝丧葬之礼的记载中很少有“殡”的出现，真宗崩后宰臣丁谓所撰哀册中有载：“三月庚午朔，四日癸酉，旋殡于殿之西阶”，也就是说三月四日宋真宗的灵柩停放于延庆殿西侧的偏殿，但《宋会要辑稿》载：“（三月）四日，掩攒宫，帝行祭奠”，“攒宫”指帝、后暂殡之所，可见这是对同一日中同一事件的两种不同记载，即时人对同一件事有两种不同的称谓，而且《文献通考》中有一条目名为“殿攒至百日”，攒指停灵，殿攒即为停灵于殿中之意，可见殿攒即为殡之意。

因此，殡在北宋皇帝的丧葬之礼中也被称为“掩攒宫”或“殿攒”。

因这种情况的存在，对北宋皇帝丧葬之礼的记载中出现了时而有殡无攒宫、时而有攒宫无殡的现象。

临，指哭丧吊唁，也称举临、哭临或入临，最早见于《仪礼·士虞礼》：“遂请拜宾。如临，入门哭”。

唐制，临礼较为简略，“皇帝本服周者凡二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哺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举哀而止”，而北宋临礼规定非常复杂。

在北宋皇帝治丧之礼中，举临始于皇帝死后两日内，终于灵驾发引之日，在此期间群臣需在规定时间至殡宫哭吊先帝。

自发丧至小祥期间，每日于朝时和晡时两次举临；小祥后，毎日朝时举临；举临后，群臣还需进名拜慰新帝和皇太后，此外皇帝丧葬期间每逢朔、望日群臣也需举临。

真宗崩后受佛教仪式影响又出现了“逢七入临”之礼，即自死后的二七日或三七日算起，每隔七天群臣需至殡宫哭吊大行皇帝，至第四十九天的七七日为止。

小敛，即为死者更换敛服，最早见于《仪礼·既夕礼》：“小敛，辟奠不出室”。

《通典》中记载了唐代皇帝丧葬之礼中的小敛仪注，可是在宋史学界却长期以来存在着北宋皇帝崩后无小敛的观点，但考之典籍可发现宋仁宗崩后曾有过小敛，“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即位于东阶。是日小敛，命卫士坐甲东门三日，命武臣十六人各将甲士二百，巡检皇城新旧城，辅臣宿资善堂，宗室宿崇政门外，至成服止”，由此可见北宋皇帝丧葬之礼中存在小敛环节，并且小敛期间，还伴有加强宫禁守卫的安保措施。

大敛成服，为大敛与成服之合称。

大敛指将已换好敛服的尸体放入梓宫，最早见于《仪礼·既夕礼》：“大敛于阼”；成服，指服丧者换上与其身份相应的丧服，最早见于《仪礼·士丧礼》：“三日，成服”。

唐时大敛一般于小敛后两日举行，而北宋时大敛与成服为同一日举行（仅英宗崩后分为前后两日举行），故称大敛成服。

唐时大敛后要行奠礼，北宋也是如此，如真宗崩后，“二十四日，大敛成服，帝行祭奠如仪”。

大敛成服礼毕后，群臣要进名拜慰皇帝、皇太后和太妃，而大敛成服过后，皇帝便将开始正式处理政务。

小祥即指死后周年之祭，此时服丧者改换小祥丧服；大祥则指两周年祭，此时服丧者改换大祥丧服；而禫则与大祥间隔一月，指服丧者除去丧服，故也称“禫除”，《仪礼·士虞礼》载：“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期即周年之意。

古时服丧者以三年为服丧期，即服三年丧后才能除去丧服，而汉文帝创“以日易月”之丧期制，将服丧的月数改为相同的日数，即丧期一年改为丧期十二日，丧期三年改为丧期三十六日，自此三十六日之丧开始逐步取代三年之丧。

唐与北宋正是在皇帝丧葬中实行了以日易月的丧期制，即小祥日若从崩日算起则为第十三日，若不算崩日则为第十二日；唐时大祥日皆为皇帝崩后25日，北宋时则分为皇帝崩后27日（如太祖）、25日（如太宗、仁宗）、24日（如真宗、英宗、神宗、哲宗）三种情况；禫除日皆为大祥日后第三日（除太祖禫除不见记载外，其余皆是如此）。

不过，北宋皇帝死后实行双轨制服丧期，即宫外行“以日易月”之制,宫内行三年丧之制，也就是说禫除之后，群臣与百姓的服丧期便已结束，但皇宫中人和皇帝退朝后仍处于服丧期，需经三年丧之小祥、大祥、禫后方可复如平常。

因此，在北宋皇帝丧葬之礼中分别存在两个小祥、大祥、禫，这一点不同于唐制。

卒哭，即止哭，本为虞祭礼之后所行祭礼之名，最早见于《仪礼·既夕礼》：“三虞。卒哭。”若按古礼“士三月而葬”，而葬后连续进行三次虞祭后即举行卒哭，因此卒哭的举行时间距死时应约为百日。

早时人死后，自发丧开始丧家便哭声不绝，此即称为“无时之哭”，而卒哭则是停止“无时之哭”的祭礼。

在卒哭过后，“无时之哭”将转为“有时之哭”，即丧家开始在固定时间进行哭奠。

在唐代皇帝和宋太祖的丧葬之礼中皆未见有过卒哭之礼，但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哲宗崩后均有卒哭之礼，而且皆在崩后九十八日至百日之间，可见宋人很可能受古礼影响而行“百日卒哭”之礼，但是在仁宗崩后，英宗又在九虞礼之后、神主祔庙之前增加了一个“卒哭之祭”。

于是，此后北宋皇帝的丧葬之礼中便有了两个卒哭：一为百日卒哭，另一为卒哭之祭。

治丧之礼结束后，安葬之事随即提上议程。

《文献通考》中存有条目名为“山陵葬礼”，其中列有南郊请谥、启攒、发引、启奠、祖奠、遣奠、虞祭、卒哭、祔庙、宁神奉辞之礼等仪注。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通考》并非按礼制的体例编成的礼书，而是将治丧之礼、安葬之礼与葬后祭祀之礼的仪节混在了一起，同列于“山陵葬礼”。

经考辩后，北宋皇帝安葬之礼可分为山陵按行，请谥，启殡，三奠，发引，掩皇堂，虞祭等环节。

唐代皇帝在去世前便选好陵墓地址，但在安葬前要进行筮宅，即对陵墓进行占卜以确定风水好坏，再观北宋皇帝大多是在崩后才开始选择陵地，仅有太祖是在生前便已将陵地选好，而其选址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开宝九年（976）宋太祖拜谒安陵时“既而至阙台，西北向发鸣镝，指其所，曰：‘我后当葬此’”，其崩后，太宗即在此处建永昌陵。

北宋时将选择皇陵地址称为按行，除太祖外的诸皇陵皆由山陵按行使与司天监官员共同选定，有时也会有“习阴阳地理者三五人偕行”。

山陵按行使最初由亲信将领担任，修建太宗永熙陵时改由宦官担任，但具体的选址工作其实是由司天监负责，山陵按行使只负责向上汇报进度而已。

北宋皇陵的选址主要遵循“五音姓利”的风水原则，“五音姓利”将姓氏分为宫、商、角、徵、羽五音，同五行中的土、金、木、火、水分别对应。

赵姓属角音，《五音经》云：“东高西下谓之角地,南高北下谓之徵地,角姓亦可居之”，因此北宋皇帝均葬于嵩山之北，青龙山之西的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

在陵址选定后，宰臣便需要开始定陵名、撰哀册文，同时还需议谥号、撰谥册文。

哀册文指大行皇帝发引之时所需宣读的祭文，谥册文指为先帝请谥之时所需宣读的册文，二文撰成后皆需刻于石上，随大行皇帝梓宫一同进入皇陵。

谥号是后人给予死者的评价性名号，用以“昭著圣酋，传示来世”，早在西周中期便有议谥号之制。

北宋时为先帝请谥的流程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为太袓、太宗、真宗三帝崩后，先由翰林学士承旨请上尊谥，再由太尉率群臣奉谥号宝册告于南郊，最后奉谥号宝册于新帝，随即颁布；第二种情况为仁宗以下诸帝崩后，先由太尉率群臣请谥于南郊，即先行告天、再议定谥号，以显大行皇帝谥号乃上天降赐，最后向新帝奉上谥号宝册，随即颁布。

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是从告于南郊到请谥于南郊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反映了北宋时期君权的逐渐强化，更反映了皇帝神性逐渐增强的趋势。

当陵址和谥号皆已确定后，便要开始准备出殡下葬。

唐代大行皇帝出殡称为“启殡”，启殡时灵柩要从殡宫抬往太庙，然后即在众人的陪送下出殡，而且唐代启殡之礼的参与者众多，甚至还有外邦使者和僧道人士。

启殡，在北宋皇帝安葬之礼中只是出殡的准备阶段，因此北宋皇帝的启殡之礼远不如唐代复杂。

真宗启殡之时，“帝服初丧之服，行祭奠之礼。俟时梓宫迁正位，群臣诣内东门进名奉慰”。启殡本为出殡之意，故《仪礼·既夕礼》中有言：“请启期。告于宾”，但北宋时启殡也称“启攒”或“启攒宫”，启攒之时只需将先帝梓宫迁于正位，然后等待发引之日到来即可。

启奠，古为“启殡之奠”，但在北宋指先帝灵柩启迁之前所行奠礼；祖奠，在唐代指于先帝灵柩临行前所行奠礼，但在北宋却指于先帝神主前所行奠礼；遣奠，在唐代指于先帝灵柩将葬时所行奠礼，但在北宋时却等同于唐之祖奠。

北宋大行皇帝灵驾发引之日要先行“三奠之礼”，三奠即指启奠、祖奠和遣奠。

发引之日，新帝先率群臣于梓宫前行启奠之礼，礼毕后升梓宫于龙輴，然后再行祖奠之礼，礼毕后即送梓宫出殿门，在大行皇帝梓宫升入舆车后，再于大行舆前行遣奠之礼，此时由中书令宣读哀册，然后灵驾出发，前往皇陵，新帝随即还宫。

大行皇帝灵驾的送葬队伍人数众多，除数以万计的仪仗人员外，山陵五使还要率皇亲宗室和出嫁县主、郡主等人一同陪护灵驾。

大行皇帝灵驾至皇陵后，山陵使等人要先向皇帝上表奉慰，然后方可安放先帝梓宫于皇陵之下宫。

北宋时一般于安放梓宫七日后将梓宫移入地宫并复土，称为“掩皇堂”；皇陵地宫封闭后，山陵五使再设“掩皇堂祭”，于陵外向先帝表达哀思。

北宋皇帝除太祖之外基本都遵循“天子七月而葬”的古礼，不像唐代皇帝的葬期长短不一，短者如唐太宗，其崩后不足三月即下葬；长者如唐玄宗，其崩后接近一年方才下葬。

先帝安葬事毕后，山陵五使还要再率领送葬队伍护送大行皇帝虞主回京，回京后先帝虞主将升入太庙享受祭祀供奉。

虞祭是下葬后安魂的祭礼，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天子九虞”。

古时天子行九虞之礼，而且葬时即虞，葬后当日返回殡宫，继续行虞。

然而，后世葬地日远，当日返回殡宫已不可能，便开始行虞在途。

唐代皇帝虞祭次数不明，仅知行虞的地点在太极殿，但北宋皇帝葬后皆行九虞之礼，掩皇堂后即行第一次虞祭，是为初虞。

初虞之后，山陵五使便率送葬队护送大行皇帝虞主回京，因路程日久，故在回程的路上也要继续行虞祭，一般情况下为“六虞在途”，因此到达皇宫后还要继续在殿中行虞祭，以将剩下的虞祭完成，但从虞主至京的第二天方可继续行虞祭，最后于卒哭之祭的前一日行终虞之祭。

大行皇帝安葬之后还要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即为北宋皇帝丧葬之礼中的葬后之礼。

葬后之礼包括卒哭之祭，祔庙，三年之小祥、大祥、禫，祭陵，建神御殿，修功德寺等环节。

其实祔庙之后，北宋皇帝丧葬之礼就已告一段落，但皇帝本人不仅丧期未尽，而且为表对先帝之追思仍会进行一系列祭祀活动，故将三年之小祥、大祥、禫，祭陵，建神御殿，修功德寺等同列入葬后之礼。

大行皇帝虞主回京之时，皇帝要率群臣奉迎，然后将九虞之礼完成。

虞祭结束后，即行卒哭之祭。

卒哭之祭为英宗在仁宗丧事时首设，此后诸帝葬后皆行此礼。

卒哭之祭后，即行祔庙之礼。

祔庙，指将先帝神主升入太庙享受后人供奉，最早见于《仪礼·既夕礼》：“明日，以其班祔”。

古时祔庙于百日卒哭后一日举行，唐代祔庙为期两日，且过程较为复杂，北宋时则在卒哭之祭后第三日行祔庙之礼。

先帝升祔太庙后，短期内便不再有具体的仪式，只需等尚在服丧期的新帝等人丧期结束即可。

北宋时实行双轨制服丧期，因此在“以日易月”之小祥、大祥、禫之后，仍有三年丧之小祥、大祥、禫，但只针对皇宫中人和宗室人员，而且只需在家中穿着丧服即可。

先帝去世一周年后举行三年丧之小祥祭，小祥日前后各五日不视朝，前后各半月禁音乐；先帝去世后两周年举行三年丧之大祥祭，大祥日前后各五日不视朝，前一月开封府畿内停决死刑、禁屠牲畜，英宗大祥祭时，神宗曾命诸路州、府、军、监于当地寺观开道场斋醮。

三年丧之禫是三年丧之大祥后服丧者脱下丧服的仪式，仁宗三年丧时，禫除的日期固定为大祥后两月。

禫除表示服丧期正式结束，众人应走出先帝离世的哀伤情绪，恢复日常生活与工作，但是为表追思此后仍要定时前往皇陵祭祀先帝。

皇陵祭祀源自东汉之时，汉明帝依照西汉上陵故事，合并元会仪、饮酎礼、部分宗庙祭祀礼而成“上陵之礼”，将帝陵祭祀由以陵庙祭祀为主转向为以陵寝祭祀为主。

“至唐，复有清明设祭，朔望、时节之祀，进食、荐衣之式。五代，诸陵远者，令本州长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过亲谒。”北宋时期，皇陵祭祀分为皇帝亲祭和宗室巡陵两种情况。

北宋皇帝亲自祭陵的礼仪大体参考唐制，景德三年（1006）太常礼院便大量举证唐代先例，讨论皇帝祭陵之礼，但真宗朝之后再未见有皇帝亲自祭陵的记载，而宗室公卿每年在固定时间巡陵五次逐渐成为定制。

另外，若文武群臣路过皇陵，也需要特地进奉朝拜。

北宋时因欲为先帝荐福，皇陵陵区内还建有寺院，此举始于东汉明帝离世后，“起祗洹于陵上。自此从（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

唐代皇陵的考古调查中尚未发现有寺院的遗迹，而北宋皇陵陵区内已确定的寺院共有四处：“永安陵、永昌陵、永熙陵，以上系永昌院；永定陵系永定院：永昭陵、永厚陵，以上系昭孝禅院；永裕陵、永泰陵，以上系宁神禅院”。

除修建寺院外，北宋时还兴建神御殿以作为祭祀先帝的补充内容。

神御指先帝肖像，神御殿即是安放先帝画像的祭祀之殿。

神御殿脱胎于汉代原庙，“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

“原”字有“再”之意，已有太庙可行供奉、祭祀之事，又再设一处行此等事，所以称为原庙。

考之典籍，北宋的神御殿祭祀源自太祖于乾德六年（968）“建奉先资福院，为庆基殿，以奉宣祖”，但有关皇帝朝谒神御殿的记载最早却是真宗于咸平二年（999）“奉安太宗圣容于启圣院之新殿，上即时朝拜，瞻仰号咽，哀动左右。赐修殿内侍兵匠缗钱有差。自是，每岁用正月朝拜，太常卿赞导，侍臣进沃酹。”元丰时期，神宗修改并整合了神御殿的供奉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奉安、朝谒礼仪。

京师与地方皆有神御殿，其主要设置于寺院或宫观内，其中景灵宫神御殿最为重要，北宋诸帝的神御基本都供奉于内。

北宋时期，三教合流的文化风潮极为兴盛，皇帝丧葬之礼同样不免受到佛、道二教的影响，知名宋史专家汪圣铎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认为这种专为逝者做功德、求神庇佑的寺观是世俗政权向佛教、道教妥协的产物，而在此之上的一整套限制性规定，既体现了封建世俗政权加强对佛、道二教的管理意图，又体现了佛、道二教逐渐世俗化的进程。

千禧年后，汪圣铎先生继续深入研究，又认为这种现象更是孝道的佛教、道教体现形式，是传统儒文化与佛教、道教相结合的产物，此种寺观的存在标志着官方与佛、道二教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彼此承认:官方承认佛教、道教有某种勾通此岸与彼岸世界、人与神之间的功能；佛教、道教承认世俗特权在二教一定范围内的有效性和儒家孝道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