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母亲想法不一致该怎么办？母亲说明天她就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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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玉珍，93岁，安徽安庆人
母亲临终前，让我做一件“大事”。我一直记挂着，一路找找寻寻。我一件一件地去做，做完了，又觉得这事太小，算不上大事。这是误解。
现在我理解了妈妈的话： 这件事算不算“大事”，只看是为自己，还是为大家。为大家，无小事；为自己，无大事。
我还知道，这辈子只有一件事。
一件大事。
妈妈临终前和我说的，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凌玉珍
母亲说，明天她就要走了，
交代我要做一件大事
讲述 | 凌玉珍
主笔 | 牛牛
来源 | 丑故事（ID：chougushi）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啦。
那一天的事就像发生在昨天。90岁的老母亲托邻居来喊我，让我赶紧去一趟。
父亲母亲住在安庆市柏子桥的一条小巷里，巷子住着四户人家，共用一间厨房。
巷子进去第二家，就是我父母住的。房子三十多个平方，中间用一块木板隔开，两边各摆一张床，父亲睡一边，母亲睡一边。
我到的时候，母亲穿着一件蓝色的布褂子，坐在床边折衣服。
母亲见到我进来，眼眶就湿润了。她牵过我的手说：“孩子啊，妈对不起你。你是老大，弟弟妹妹都读了书，只有你没读过书。”
“妈，我不怨你。”我说。
母亲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说话间，母亲把衣服也折好了，她把衣服装进一个纸箱里，交代我：“明天我就要走了，你把我的衣服找个柜子放起来。”
我很奇怪，问她：“你要去哪里呀？”
母亲说：“我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
母亲摸了摸我的脸，语重心长地说：“女儿啊，你以后一定得做一件大事。”
我说：“什么算大事呢？”
母亲说：“为大家的是大事，为自己的是小事。”
交代完这件事，母亲开始擦桌子，扫地，把房间里里外外打扫干净。
然后，母亲领着我出门，一家家去敲邻居的门，和他们说：“我要走了，以前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请你们原谅。”
那天晚上，我没回自己家。我躺在母亲边上，陪她聊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母亲没下床。她盘腿坐在床上，饭也不吃了，只喝了点水。
到了中午，母亲让我把兄弟姐都叫过来。
我们有九个兄弟姐妹，有三个在外地，其他六个都来了，围在母亲床边。
母亲从口袋里掏出40块钱，交给我父亲，这是她全部的积蓄。
母亲对我们说：“妈妈要走了，长姐如母，你们以后都要听姐姐的话。”
弟弟说：“妈，你别瞎说，你哪里也不去。”
母亲说：“那也不听你的呀。”
晚上7点，我弟弟的儿子也来了。母亲坐在床上，见到孙子，招手让他过来。
母亲摸了摸孙子的手，说：“你要听话，听爸爸妈妈的话。”
说完，母亲又看向我们大家，说：“你们都要团结，团结就是力量。”讲了三遍，然后眼睛一闭，吐了一口气，坐着就走了。
这一天是1988年的七月初七。母亲享年90岁。
我1930年出生，我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8个弟妹。
父母以做檀香维持生计，精通医术，空余时间治病救人，不收一分钱。
6岁，父母把我送去当童养媳。婆家距离我家几百米，每天在婆家干完活，我再跑回娘家干活。
10岁，我去“迎江寺”送檀香，在寺里遇到一位白胡子老和尚。
老和尚摸了摸我的头，说：“孩子啊，你这辈子多灾多难，快到庙里来修吧。”
我一路跑回家，和母亲说了这事。
母亲说：“ 灾难是有，得靠自己修。你自己的债，自己了吧。”
1954年，我丈夫因为卖花草籽，被打成“投机倒把”，判了8年8个月。我得独自抚养四个孩子，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
我去码头拉板车，两百斤的麻包我一天拉二十多包，好多小伙子都拉不过我。
我舍不得买鞋。脚磨破了结痂，痂没落又磨破了。我的脚底结了一层厚厚的茧。
我每天只睡三个小时，起床就去干活。实在没钱了，就去卖血。
丈夫入狱8年，我卖了7年血。
1967年，安庆市大观区环卫处招掏粪工，我去报名了。
那时候是旱厕，掏粪工人要穿着靴子跳进粪坑里，把粪挖出来。
干了两年，我的肺就受不了了，一用力就咳血。
1969年，我和丈夫被下放到安庆市太湖县弥陀镇的李家老屋。小女儿刚出生几个月，我把她驮在背上，一起去了农村。
山里好多人看不起病，我用母亲教我的医术，救了不少人。
我看病不收钱，大家感谢我，给我们送吃的。
1979年，我的户口从农村转回安庆市，回到大观区环卫处，扫大街，拉粪车。1981年，因为身体原因，提前办了病退。
退休后，我时常跟随在母亲身边。
很多人来找母亲看病，母亲从来不收钱。母亲还是居委会的调解员，街坊邻居闹矛盾了，谁家遇到困难了，她都会去帮忙。
母亲去世后，我一直记着她的嘱托，要做为别人的事。
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那么多年，我传承了她的医术。每天都有人来家里找我，少则三四个，多的一天有十几位，我不收钱。
1991年，我儿媳妇去南京出差，从长江坐船回来。船舱里有个小伙子一直在哭，他父亲就坐在边上。
小伙子是安庆五横乡的，在南京读大学，在学校踢球把小腿踢伤了。
他父亲知道了，赶去南京，带他去医院。
小伙子的小腿肿得厉害，已经发黑了。医生说，骨头已经坏死了，要做截肢手术，把小腿锯掉。
他们家是农村的，经济比较困难，没钱给孩子做手术。走投无路之下，父亲只好把孩子接回老家。
我儿媳妇听到了，和他们说： 我婆婆会看病的，你们到我家去吧。
小伙子的父亲说，他们没钱看病。
我儿媳妇说，我婆婆看病，不收钱。
我和儿媳妇
父子俩来了。我仔细检查了小伙子的腿，是可以治好的，要花点时间。我让小伙子在我家住着，慢慢给他治。父亲先回老家去。
我用银针把他腿里的淤血放出来，用草药给他消肿，然后再放淤血，来来回回治疗了两个月，治好了。
父亲来接儿子。父亲是村里的裁缝，做了两件小褂子，给我孙子穿。
还有一次，有位桐城的小伙子，眼睛“打飞丝”了。
“打飞丝”是我们农村的叫法，中医里叫“天丝打眼”，异物飞到眼睛里去了。
他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治好。去合肥的医院。医生说，眼睛要做手术。
准备做手术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到安庆有位奶奶会治眼睛。
他四处打听，找到我这里来了。
他眯着一只眼，到我家里来，一进门，就跪在我家客厅里，说梦到的就是这里。
他眼窝不停地分泌脏东西，在眼球上覆盖厚厚一层，我用针把它们一点点挑掉。在我家住了一个月，他眼睛治好了。
有一天，是1993年的事吧，我路过安庆“文明渡口”，看到一个老头在路边抹眼泪。
他七十多岁，又瘦又驼背，衣服破破烂烂的，脸上手上都是黑的。
我问他，发生什么了？
他说，他是牛头山那边的人，有个儿子，是抱来的。儿子长大了，把他赶了出来。他一路流浪到了这里。
我把他带回家，腾了个房间给他住，还帮他找了个看门的工作。
他晚上去看门，白天就到我家来吃，来我家睡。
他没有牙了。我把菜做得特别软烂，他嘴抿一抿就能咽下去。
住了两年，他把老伴也接来了，都住在我家。
1998年，老人去世了，我和丈夫给他办的后事。
老人去世以后，他老伴不好意思住了，一定要回牛头山。
我们送她回老家。
过了半个月，我不放心，又去牛头山看她。发现她过得不好，家里孩子不孝顺，不给她饭吃，都瘦成皮包骨头了。我又把她接回来照顾。
过了几年，她也去世了，后事也是我办的。
2012年清明节，我和孩子们去桃源的山上，给我婆婆扫墓。
在婆婆坟前祭拜的时候，我听到一位年轻女人的哭声，哭得可伤心了。
我赶紧让孩子们去找找，看谁在那里哭。
那地方不是公墓，荒郊野岭的，他们找了一圈，没找到。
山上有座桃源禅寺，中午，我们在寺庙里用了斋饭。下山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位女人站在路边，两个孩子，跪在地上，抱着她的腿，不让她走。
我问她，刚才是不是她在哭？
她说是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去年，这座山发山火，她的婆婆被烧死了。同年，她丈夫也患病去世了。两个儿子：一个初中毕业；一个高中毕业，高考考了690多分。
家里没钱了，她不想让孩子们读书了，孩子抱着她的腿哭。
我说：“那怎么行！孩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我承诺她，每年资助孩子10000块学费，每个月再给孩子500块伙食费。
她不相信地看着我。
我说：“你不相信的话，我现在就把钱给你。”
我们跟着她回了家。她就住在山脚下的村庄里，有三间瓦房。
我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又让孩子们凑了凑，一共拿了6000块给她。我说，现在身上就这么多，剩下的钱，我明天再送过来。
从那之后，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去她家坐一会，像走亲戚一样。每次过去，就把一年的钱都装在信封里，交给他们。
哥哥大学读了四年，我供了四年。后来弟弟考上了合肥的大学，我又继续资助。
今年，哥哥谈了个对象。结婚前，他带女朋友来看我，说一定要让奶奶看看，只有奶奶同意了，他才结婚。婚礼上，哥哥请我做证婚人。
母亲走了30年，我一直记着她给我的任务。我也做了一些事，但总觉得这些都不是“大事”。
2018年12月的一个冬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来到一家餐厅，里面有很多人在吃饭，有老有小。再往里走，横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个个不锈钢大盆，装着大白菜烧粉丝、豆腐烧香菇……都是我喜欢吃的。
我和店员说，给我来一份。
店员拿了一口大碗，盛上米饭，又每个菜都盛了一点，盖在饭上，好丰盛啊。
吃完了，我还想添。但还有很多人没吃上，算了，留给他们吧。
我从口袋里摸钱，问店员要多少钱？
店员说：“我们这里吃饭不要钱。”
我愣了一下，说：“啊，不要钱的？”
我一下子想起母亲临终前的嘱托，让大家免费吃上饭，这可是件大事啊。
“我能做起来吗？”我自言自语。
这时候，有人在我身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回头一看，是一位个子很高的老人，高得我都看不到他的头发。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衫，长长的瓜子脸。
他很坚定地说：“你做，绝对做得起来。”
我说：“我住在五楼呀，老人们来吃饭，爬楼爬不动。”
老人说：“你不需要在楼上呀，你去街上租个房子做。”
我说：“好的，我这就去。”
我刚准备离开餐厅，梦醒了。
我发现自己靠在床头，卧室里一片漆黑。
我打开灯，看了看墙上的闹钟，凌晨三点。
“原来是假的啊。”我很沮丧，走到客厅，趴在桌子上抽泣起来。想起母亲的嘱托，我越哭越难过，一直哭到天亮。
早晨6点多钟，“吱呀”一声，我家的铁门被人打开了。
进来一个女的，四十多岁，穿着一件紫红色的羽绒服，扎着马尾辫。
她叫钱明华，是来找我看病的，我叫她“小钱”。
小钱看到我坐在那里哭，问我：“凌奶奶，你怎么了？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从没见过你哭得这么伤心。”
我把我的梦告诉她，又和她说了母亲对我的嘱托。
她一拍大腿说：“ 哎呀！安庆有这样的餐厅呀，我就在那里做义工。”
“真的吗？你快带我去。”我拉着小钱就往外面走。
走到楼梯口，小钱说：“凌奶奶，门还没关呢。”
我说：“来不及了，赶紧走。”
早上7点，街上大部分店都没有开门，只有几家早餐店正冒着热气。
小钱骑着电瓶车，我坐在后座，沿集贤南路一路往北走。
安庆街头
15分钟后，我们来到一家素食餐厅门口，招牌是绿色的。走进店里，里面的摆设和我梦到的餐厅有些相似，几位老人正在洗菜，切菜。
他们看到我进来，非常热情地说：“凌奶奶，你怎么来了。”
他们都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们。
我问，谁是店长？
他们说，店长叫燕子，还没过来，可能还在家里。
我又问她家住在哪里。
他们说，在菜市场后面，燕子开了家蜂蜜店，平时就住在店里。
菜市场离餐厅两三百米，是一段陡坡，我和小钱步行过去。
燕子留着斜刘海，长相清秀，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
我对燕子说，我想开一家免费的素食餐厅，向她请教经验。
燕子说：“凌奶奶，你绝对做得起来。”
燕子说，找店面很花时间，她这个店面4000块一个月，她找了6个月。
我有数了。
下午，小钱骑电动车带着我，一路看过去。路边好几家店，门上都贴着白色的纸，我不识字，以为都是转让的。
我说：“小钱，你骑这么快干啥？那几家店不看看吗？”
小钱说：“纸上写的不是招租，是营业时间。这家是夜宵店，那家是裁缝店。”
电瓶车拐进一条小路，小钱骑电瓶车到前面去了，我下车在后面慢慢走。
走着走着，我突然迈不开步子了，脚掌又麻又痛，像针扎一样。
我感觉快站不住了，要倒下了。
我看到路边有一家店，门前摆放着一把木椅，黑不溜丢的，还缺了一角。
我挪过去，双手撑在椅子上。
从店里面走出来一个男人，四十多岁。“奶奶，你怎么回事呀？”他问我。
我说，我是来找房子的，想开一家免费素食餐厅。
他说：“喔，你看看我这里怎么样？”
我进去一看，只有很小的一个房间，摆着一张麻将桌和几张椅子。原来是家棋牌室。这人是棋牌室老板。
我说：“这也太小了，开餐厅肯定不够。”
他说：“不小啊，里面还有好多房间呢。”
他带我去里面看，果然还有好几个小间。最里面是厨房和卫生间。
我觉得不错，问他怎么出租？
棋牌室老板说，房子是他从房东这租的，租金1200元一个月，如果要转给我，他还要三万元的转让费，店里的东西留给我。
我说，我开素餐厅，要这些麻将桌有什么用。
最后我们谈好，转让费一万五千元，他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拉走。
就在这条小路上
本来我计划着，腊月和正月弄好，农历二月就可以营业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棋牌室老板又变卦了。
他说，马上要过年了，正是他棋牌室生意最好的时候，他想再开一段时间，还让我不要和其他人说，这个店要转让了。
被他这样拖下去，不知道要到啥时候，我可等不及了。
棋牌室进门的地方，供着一尊财神爷。
我跪在财神爷面前，磕了三个头。我说：“财神爷，你可得帮帮我呀。我要开素斋，做善事。他开棋牌室，是害人的事。”
结果，接下来的四天，一个打麻将的人都没有。
棋牌室老板坐在麻将桌边，叹着气说：“凌奶奶，你来吧，还是你来吧。”
2019年1月，我开始装修店面。
有六个朋友来帮我，年纪最大的八十多岁，最小的也六十多了。他们都是找我看病的，知道我要开店，主动来帮忙。
拆东西，和泥巴，搬沙子，都是我们自己干。
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醒了就到店里干活，一点不觉得累。
房子里所有的隔板拆掉，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再把墙铲掉，重新粉刷。
卫生间两个平方米不到，是最费时费力的。
之前租客使用的时候，下水道堵塞了，他们就把整个卫生间垫高，另外接了管道，进去上个卫生间，要走四级台阶。
为了方便老年人，我们把卫生间全部敲掉，重新铺管道。
光一个卫生间敲出来的垃圾，板车拉了七车。
2019年2月，春节假期刚过，我去工商局办营业执照。
接待我的是位男同志，四十多岁，他问：“奶奶，你几岁了？”
我说：“我九十岁了。”
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开店呀？你要开什么店？”
我说：“我要开一家吃饭不要钱的店。”
说了半天，就是不给办。我把孙子叫来，还是不行。我又把儿子叫来。前前后后跑了三趟。
工商局的人说，不是营业性质，他们这里没法办。
我儿子说，按照营业的性质申请，收不收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这才把营业执照办下来。
2019年4月，“仁爱之家”素餐厅开业了。
我定了三条规矩：你骂，我笑着；你打，我嗯着；你讲，我听着。
我们有20多位义工，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大家每天在一起做事，一起谈心，一起学习。
我没工资发给大家。每个人每月还捐100元给餐厅，共同来维护这件事。
有人负责开门，有人当店长，有人掌勺，都是大家自己安排。
都是眼里有活的人，看到什么需要做，自己就去做了，不需要别人指挥。
蔬菜、米都是大家送来的。油是不收的。很多外面卖的油，我吃下去就不舒服。“仁爱之家”用的油，是我自己买的芝麻、菜籽，再找人榨。
等待用餐的老人们
餐厅开了半年，我发现问题了：一些非常需要这餐饭的老人，他们来不了餐厅。
有位奶奶，八十多岁了，腿脚不方便，下不了楼。
得知这个消息，我们开始给她送饭。
这位老人住四楼，老小区，要爬楼梯上去。
送了一段时间，他儿子还不乐意了，骂我们的义工：“你们吃饱了饭，没事做吗？每天来送饭，让街坊领居看见了，显得我们很不孝顺。”
但老人又要吃饭呀，我们趁他儿子不在，偷偷去送。
有一次，我去送餐，正好碰到她儿子。
我说：“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你母亲吃饭重要？你还在工作，没时间给老人做，我们给她送，是帮助你们解决困难的。”
她儿子站在边上，一声不吭。
回来以后，我就想办一个安养院。让行动不便的老人，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也让我们的义工们，有一个安养的地方。
遇到腿脚不便的老人，搀扶他们走一段
2020年春天，有位池州的朋友来找我看病。她五十多岁，肾不好，脱发特别严重，去了很多医院看不好，最后到我这里来了。
治她这个病，要用桑葚。我知道安庆西郊有个“美好甜园”，种着很多果树。
我打电话给儿媳妇，让她开车带我去。
“美好甜园”我们之前去过，但那天不知道咋回事，七绕八绕，迷路了。
车子开进一条水泥小路，边上都是农田，最后翻过一座桥，停在了两扇大门前。
大门是铁艺镂空的，不少地方油漆已经脱落。门没上锁。
我们把车停在门口，推门进去。
很大的一片房子。我们走进一间大厅，差点臭晕过去，里面动物粪便堆积成山。
我们赶紧退出来，绕着房子走。马、羊、鸵鸟，从房子的窗户里探出脑袋来，打量着我们。
这时过来一个男的，四五十岁，问我们是干吗的？
我问他，去“美好甜园”怎么走？
他说，“美好甜园”就在这房子的后面。
这房子最早是开农家乐的，后来做不下去，荒废了。又来了个老板，在边上开动物园，开到一半老板跑路了，动物没人管，只能关在房子里。
他正头疼呢，不知道这些动物咋办。
他又带我进去参观了，里面有两个大厅，和几十个小房间。
这地方好好清理一下，用来做安养院，太合适了。
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些动物关在这里，太罪过了，买饲料还得花钱。干脆联系那位老板的家人，把这些动物卖掉，这地方也空出来了。
他说，这个办法好，他马上去联系。
我们采完桑葚就回去了，不到一个月，那个人来联系我，说动物都拉走了。
我拿出自己积蓄，花了12万，把这地方租下来了。
安养院距离“仁爱之家”10公里。
除了在餐厅服务的义工外，还有二十多位朋友和家人，和我一起来这里搞卫生。
小房间原来是餐厅的包厢，后来关过动物，臭气熏天，脏得不得了，到处是稻草和动物的粪便，地砖上积着厚厚的污垢。
义工们就跪在地上，拿着小铲子，一点点把脏东西铲掉，再用水来来回回擦，擦了十几遍，地砖才恢复原有的颜色。
每天干八九个小时，连着干了两个月，才把卫生搞干净。
安养院大厅
有位卖家具的老板，捐赠了床和柜子。
他之前患了重病，医生说他活不了多久了。我帮他把身体调养好。他发愿，要把钱拿出来做善事。
2020年7月，安养院所在的海口镇发了洪水，好几个村子都被淹了。
村民们被安置在学校里，我和义工们每天带着“仁爱之家”的饭菜，去给村民们送餐，一直送到洪水退去。
2020年10月1日，安养院开业。
安养院边上有块空地，原来是跑马场，碗口大的石头，一块块平铺在地上。
我们把石头一块块捡掉，露出下面的泥土，用来种蔬菜。
不用化学肥料，都是到市里拉大粪过来浇，菜长虫了，就撒草木灰。
我们种出来的冬瓜，有我两个手臂那么长，土豆一拎一大串。榨油用的菜籽和芝麻，我们也自己种了。每天都能吃到最新鲜的蔬菜。
义工在田间劳作
蔬菜除了供给安养院，其他全部送到“仁爱之家”。
白天，我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我一边干活，一边和虫子讲话，给植物唱歌。
傍晚，我还要赶回市区的家中，还有好多朋友等着我回去看病。
很多人好奇，我做了那么多事，钱哪里来的？
我退休工资七千多，每天吃稀饭为主，花不了几个钱。
好心人也会捐一些。
夏天，我不开空调不开电扇。晚上睡觉，我把五张凳子一拼，躺在上面就睡了。
这几张凳子，还是当年母亲留给我的。
我给大家看病，不收钱。也有病人或朋友主动要给我钱。我就问他们，想做什么善事？是捐给学校，还是帮助老人？
我不识字，就让他们在纸上做个记号。我把纸和钱放在一起。等要做相应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替他们捐了，自己一分不留。
2008年汶川地震，我带着全家人一起去捐款；2016年安庆发大水，我把家中存款，全部捐给了区政府。
我曾经被下放到太湖县弥陀镇的大山里。每年，我都要带孩子们回去看看，同时把被子、衣服、米面粮油，用厢式货车运过去。
乡亲们放着鞭炮，在村口迎接我。
我常和子女们说，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这也是母亲在世时常和我说的话。
我不给子女留一分钱。给他们留钱，反而是害了他们。人这辈子，一分钱都带不走。地位也带不走。能带走的，只有功德。
母亲临终前，让我做一件“大事”。我一直记挂着，一路找找寻寻。我一件一件地去做，做完了，又觉得这事太小，算不上大事。这是误解。
现在我理解了妈妈的话： 这件事算不算“大事”，只看是为自己，还是为大家。为大家，无小事；为自己，无大事。
我还知道，这辈子只有一件事。
一件大事。
妈妈临终前和我说的，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牛牛和凌玉珍奶奶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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