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晚上摆茶摊吗？含泪的笑声蒲松龄闹馆
写读书人的怀才不遇、生活贫困是蒲松龄作品的主题，《闹馆》这出小戏也不例外。这个单折短剧以诙谐幽默的喜剧笔法，写书生和为贵求食无门的悲剧，读来令人心酸。
和为贵是一个训蒙先生，遇到了饥荒年景，只好像乞丐一样沿街叫卖，希望找到一个坐馆之处。他在求职的过程中看到的是“沿门磕头求弟子，遍地碰腿是先生”的凄凉景象，不由得感慨“君子受艰难，斯文不值钱；有人成书馆，便是救命仙”。反省自己“想当初念书时错了主意，到不如耍手艺还挣吃穿…”他羡慕那补鞋补袜的皮匠，锔盆锔碗的炉匠，还有那打箱打柜的木匠，烧黄盆又烧黑碗的窑匠…“手艺人吃的是肥肉卤面，可惜俺念书人饿的可怜。”各种手艺人凭一技之长可养家糊口，可吃“肥肉卤面”，而自己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文士，却“饿的可怜”。古人云：“三教圣人，莫不有师；千古帝王，莫不有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尊师重教是我国的文化传统，教师的地位自古崇高，孔子被称为“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人们跪拜“天地君亲师”的次序，无不突显师的尊贵地位和重要作用。但在蒲松龄笔下，训蒙先生和为贵却形同乞丐，他由衷地羡慕那属于四民之末的商人、手艺人。蒲松龄发现失意士子的现实处境与礼乐文化对儒生地位的崇高设定存在巨大落差，《闹馆》就是以小戏的艺术形式把这种发现绘声绘色地展现出来，使世俗生活中平常普通的事物与现象一下子变得突兀而醒目。
和为贵终于等来了一个主顾礼之用，他想为儿子请先生但又怕花钱。礼之用虽然是个“无曾入个学馆，看文书银钱票甚是作难”的不识字的农夫，但他“识人”，他看清了和为贵不过是个饿得头晕眼花急于找口饭吃的人，是个不值钱的人。在交易过程中，和为贵总是在说：“快入学罢！”礼之用总是说：“且住且住！”
他慢条斯理地、客气恭敬地提出了各种刻薄、苛刻的条件，对待“急不可奈”的先生像耐心逗弄一条急于上钩的鱼。
东家最关心的是先生将如何教育自己的儿子，和为贵答：“初上学三字经口教口念，百家姓、千字文随念随添，…三年功必进学六年中举，七年上会进士连中三元，一霎时就成了那富户乡宦，翰林院效力满出印做官。”
私塾主要是面对儿童的启蒙教育，通行的蒙学教材主要有“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和为贵承诺礼之用，只要聘用自己，三年时间就能让孩子考上秀才，再三年考中举人。第七年就可中状元。和为贵在这一段唱词中，既为礼之用介绍了私塾教学的主要内容，又描绘了科举考试的金光大道和无量前途。但精明刻薄的礼之用并没有因此就马上聘用他。他知道，这个先生不过是个未曾中举的下层读书人，俗语称“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因为能考中举人的就自然走上了仕途，状元就更不可能去做教书先生。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气质高雅，清高拔俗，是社会对文士、文士对自身的期许，但属于草根阶层的礼之用对穷得快要饿死的读书人还要强装斯文、故作清高的作派，既反感又鄙视，称之为“功名人多装腔弄款”，这就是世俗所谓的穷酸。从东家愿意提供给先生的生活条件可以看出：此时，斯文不值钱。
东家说：“ 清晨时不吃面小米干饭，到晌午高粱面包些菜团；到晚来不动火客随主便，每一日两顿饭就算一天。”
先生回答：“君子谋道不谋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快入学罢！”
但东家不着急，接着又细细道来：到春来苜蓿芽尖饼白饭，到夏来马蹅菜自来就酸， 到秋来蔓菁菜煮的稀烂，到冬来萝卜片亦可入盘。
先生说：“虽蔬食菜羹四时行，我未尝不饱，何况于我乎？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不顾人之高粱之味也。快入学罢！”他以《诗经》所说的“既有美酒使人陶醉，又有美德使人满足。对仁德与义行感到满足，也就不羡慕别人的肥肉细米了”聊以******那辘辘饥肠。其实，此时的和为贵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快入学罢”，入学了就可以吃饭了。但是，东家不急。他不仅详细地告诉先生吃的不好，还要详细地告诉先生，住的也不好：
（丑白） 且住且住。夜晚铺盖不好，听我道来。
（唱） 小村庄无有许多铺盖，况我是贫寒家甚是作难。有一床破被子又窄又短，土炕上无有席半截破毡，也无有压脚被衣服几件，要枕头自己找一块破砖。愿只愿和先生包涵小弟，咱东西便千里有缘。
（外白） 依贤弟说来是铺盖不好，不妨不妨。我必有寝衣，我岂无衣乎？况有被哉？孔夫子有云：“曲肱而枕之，乐也在其中矣。”何况有砖乎？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快入学罢。
对于此时的和为贵来说，只要有地方吃饭睡觉，他哪里还能顾得上什么粗粮细粮，枕头是石头还是砖头？但为了读书人的尊严，他还要为自己乞丐一样的处境开解，意为遵守儒家先师的教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即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也有乐趣。干不正当的事而得来的富贵，在我看来就好像浮云。
说到工资，先生答曰“君子无所争”；而东家却要求他：“一年正三百零五十四日，你出恭时在院内不许外颠，有一天不上学也要折算，先小人后君子免的心烦。”竟然要求先生“出恭时在院内不许外颠”，其刻薄、苛刻到超出常人想象的程度。
书房设在一处废弃的观音堂内，不仅要求先生打扫庙宇，奉供香烟，点灯关门，下雨天还得背送他的儿子上学下学：
（丑唱） 观音堂到舍下路途颇远，也有山也有岭坟墓转弯，倘若是下了大雨难以行走，小学生失了脚沾了衣衫。
（外白） 不妨不妨。先生背学生易如反掌，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管接管送，可别无话可说了。可入学罢。
先生问东家可有烟抽？东家说：有烟两样，就是不大好。一宗苦菜花，一宗芝麻叶。
（外白） 有烟就好。
“一切的奇品烟我都不要，苦菜花、芝麻叶我也不嫌。”
为了能得到这个坐馆的机会，无论多么刻薄的条件和为贵都无条件答应，最后干脆声明：“放了学饭不熟我把栏垫，到晚来我与你去把水担，家里忙看孩子带着烧火，牲口忙无了面我把磨研，扫天井抱柴火捎带拾粪，来了客抹桌子我把菜端。”这哪里是什么教书先生，就是一个廉价的长工。难怪礼之用都要感叹：“好一个将将就就和先生，起的名字并不虚传！他与我好一似同胞兄弟，我情愿打合同雇他十年。”在整个选聘应聘过程中，东家所表现出的强势、刻薄、步步进逼与先生的懦弱、卑怯、处处退让形成鲜明对照，相得益彰。反映了读书人在“君子受艰难，斯文不值钱”的世道里的辛酸和无奈。“念书人法圣贤自尊自重，都说俺拿腔弄款。今去鲁明去齐无有主顾，生今世反古道我独不然。”神圣的“天地君亲师”中的“师”已经到了佣工不如的境地，古今对比触目惊心。
为了一口饭，和为贵答应了东家所有的无礼要求，最后双方皆大欢喜：
（丑白） 自此书箱登洛川。
（外白） 寻着雇主有盘缠。
（丑白） 万般唯有读书好。
（外白） 咳！教书先生不值钱。快入学罢，可饿死我了！
（丑白） 先生请了。
（外白） 贤东请了。
《闹馆》以诙谐幽默的喜剧手法，长歌当哭，写出了下层读书人可笑可叹可怜的生活处境。戏言中有对自己作为教书先生的自我嘲讽，又深透着作者无奈、辛酸的人生感受。蒲松龄就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坐馆塾师，他称之为“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他的儿子蒲箬回忆父亲：“此三十年内，不孝辈以次析炊，岁各谋一馆，以自糊其口，父子祖孙分散各方，惟过节归来，始为团圆之日…顾六十余岁，犹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故每当吾父回斋，不孝辈绕骑捉辔执鞭，扶曳以升，目视出村。不孝退至私室，不禁涕零自恨：老亲素丝垂领，尚不得安享人子之奉，此岂复以为人？迨撤帐归来，年七十矣。”他在毕家坐馆三十年，虽然与东家关系和谐，但究竟是地位卑微的“孩子王”，跟他的学生一起吃饭，经常得与他们抢吃的，抢不过时就只好“箸高阁，饼干咽，无可奈何，呼葱觅蒜”。菲薄的收入，卑下的地位，他自比为“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他把“人生大半不如意”的悲凉、愤懑渐渐转为自嘲。在他笔下像和为贵这样的下层读书人身上，传统文士人格中“舍我其谁”的承担社会道义的使命感、责任感，“士不可以不弘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忍不拔、刚强不屈的核心精神，昂扬奋发、积极用世的风度情怀，全都荡然无存。他们生活在乡野村落，潦倒贫穷，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以维持生活，他们所关注的只能是日常起居、人情世故和世态炎凉的场景。现实处境的艰难贫困，使读书人的自尊与自信受到重挫，价值受到贬损，人格受到践踏，所以，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活得悲哀而无奈，在精神世界里活得平庸甚至灰暗。他不得不以自嘲的口吻感叹：“同道们休笑我甚是卑贱，细想想教书人难是不难！”作者以旁观者的视角，以轻松诙谐的笔调，把“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亦孰甚焉”的尴尬处境及沉重感受加以艺术再现，从而使这“含泪的笑声”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闹馆》这出小戏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内容的生活化，一是语言的大众化。蒲松龄对农民的日常生活和乡村各阶层人物的特点都十分熟悉，因此，对农家百姓的日常生活才能描绘得如此切实而深刻，仿佛是一幅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的社会风俗画。胡适认为，“只有活的方言可用作小说戏剧中人物的谈话，只有活的方言能传神写生”，“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才是自然流露的活人”，而《闹馆》所用的就是这种具有高度个性化、口语化、地方化的方言白话。和为贵的口语中时时不忘掉书袋，不时夹杂一些书面语，表现得学究气十足；而文盲东家礼之用则是纯粹的大白话，以客气的口吻传达刻薄而无礼的内容。在两人的交易过程中，东家步步紧逼，先生处处忍让，对话在严肃庄重中夹杂着滑稽调侃的意味，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止不住心酸欲泣。
在人物设置方面，无一多余人，无一多余事，头绪单纯，线索清楚。和为贵暗合了作者自己的生平经历，作者借其所为，表达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即“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磊”。由于在作品中融入了自我形象，才能在简短的篇幅里对人物进行穷形尽相的刻画，生动而具体地表现了当时“斯文不值钱”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真实情况，让人能形象直观地了解、体认其历史内涵和文化况味。
所有能引起后人强烈兴趣的作品一定是充分体现了当代精神的作品。巴尔扎克认为，“小说家从来就是同时代人们的秘书”，从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闹馆》这出小戏和蒲松龄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认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