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山望海励志文案：书评丨喊山应摇头看书

随笔集《喊山应》和王跃文的“真”

雷霖

2021年9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喊山应》是王跃文的最新作品，这本集子分三个部分“我的文学原乡”“我的文学创作”“我的文学检讨”，书中作者对自己文学历程的回顾与检省同之前发表的《王跃文文学回忆录》《无违》等构成事实的互文关系。不同的是后者基本都是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展开，而《喊山应》呈现的是独语，“喊山”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喊山人对自我的追索，大山回应的既有山的模样，更有人的模样。所以作者在《喊山应》集子中有关文学及创作的细致入里的爬梳，使世人更深切地领悟了王跃文其人与其文的关联，一个作家的来处、现处与去处在丝丝缕缕的叙述中明晰，闪闪烁烁光明不灭。

记得以前看《无违》，作者谈到自己童年孤独时与土蜂的对话，这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家庭出身与其他儿童在心理情感上的疏离，即便游戏都无法治愈，因为游戏中的角色分配也是这疏离中的一部分。与土蜂对话是作为儿童的王跃文治疗自己的方式，成年后，文学替代了土蜂。在王跃文不同的谈话场合，也在最新的《喊山应》里，他一次次返回到人生初始的这个阶段，在由父母际遇所牵扯的人事纠葛与生活艰困中去打捞浮光尘影。这种有意重复的意义在哪里呢?概言之，它们是王跃文创作中距离(或时间)美学的生成起点，这种美学的核心就像作者小时候乡人对他的评价“不太爱说话，闷在心里想事情”，即把自己变成旁观者并去揣摩他人的心思，对此王跃文了然于心，他说“在我自己的内心里，这是一双冷眼，敏锐洞察一切”。这双“眼睛”的获得是作为右派儿子的王跃文童年与他人的身份区隔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也因此他的自我意识里天然具有距离感或时间感，并将之融于笔下的故事与人物中。

这里的时间感接近于日本学者丸山升的理解，其认为时间感是连接思想和现实的中间项，是个体与时代之间最具主体性的结合方式。这里的距离与中间项都指向作家在社会中的位置，作家位置的获得既被作家的现实处境所决定，更是作家主观心理的自觉选择。在王跃文那里，他努力去寻找并企图去贴近历史的中间物，在善与恶、是与非、美丽与丑陋、崇高与卑下、真诚与虚伪、热情与冷漠、聪明与狡诈、沉沦与救赎……中建构一种不对称的对称，不平衡的平衡，从而开拓出较广阔的灰色地带，让世情与人性在扑面的风沙中去接受来自于生命的质询与考验，最终构成王跃文作品独有的“真”。

“真”在王跃文所有论及创作的文字中反复出现，并在《喊山应》中做了更深入的发挥，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一种承担，应该呈现一种真实的东西，或者说是真理，不管以什么形式来呈现。我认为哪怕是最离奇的幻想，也必然是来源于现实，呈现出真实”。在此基础上王跃文区别了生活之真与文本之真。前者指的是人物、具象以及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它是一连串丰满细节的组成。后者的意义趋于抽象，与想象、人性、生命本质、无形的关系等相关。两者共同指向人类的已然与应然，指向对生活无限可能性的寻求，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是存在的勘探者”，勘探的工具就是此“真”。

不过在《喊山应》里，王跃文将“真”与自然主义区别开来，赋予其适当的虚构性质，他写道：“不必把生活的真实全部示之于人，生活中的某些人坏得吓人，但写小说却大可不必弄得那么吓人，凡事留有余地好些，我们只把真实的事件当模特儿，然后加入些艺术成分弄得含蓄些”，在他这里，“真”是有度的，需要节制和裁剪。这似乎违背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塑造论，也与现代以来中西方借助于荒诞、扭曲等各种手法去深描生活的小说形式变革分道扬镳。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真”呢?这自然跟前面提到的王跃文创作中的距离(时间)美学有关。因为有限度的真实和带节制的叙述最终昭示的是事物的中间状态，含而不露，隐而不彰，处在历史与现实的中间项上，呈现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距离，让作家和读者同时获得一种历史感或时间感。但这不是王跃文的最终目的，他要做的是想以这种有意收敛的“真”去抵达人性的最幽秘处，表达他对人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自然也是充满中间性的。

王跃文说：“我笔下没有绝对的黑色人物，也没有绝对的红色人物，大多人物处于灰色状态。有些人物是灰色偏于白色，这已经是读者感觉中的正面形象，比如朱怀镜和关隐达。有些人物是灰色和灰黑色，比如孟维周和张兆林，他们都是现实中很真实的人物，人性里本来就有许多灰黑色的东西，只是平日里没有给予亮相的机会和条件”，这种人性观已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审美意义。在《喊山应》中，作者非常细致地描述了创作《大清相国》的过程，对康熙和陈廷敬的个性做了诸多说明和史料印证，这在一般的作家创作回忆录中很少见。其良苦用心还是在于表明作家自身的道德态度与伦理立场，即不愿意轻易对人和人性做出价值评判，好人或是坏人，清官、贪官或是庸官，在人置身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本不只是单一的角色，何况还有私欲这种主导性的力量。如《桂爷》中的桂爷，一辈子活得硬气，不麻烦人不贪便宜，老年却病倒在床要人服侍，并在与四喜的五保户之争中，因暗地里盼望四喜在他之前死去最终羞愧自杀。然而王跃文伦理道德立场的中间性并不意味着他忽视和接纳了恶，恰恰相反，他对人性的黑暗处与世事的荒唐处洞若观火，“不能闭目塞听，有时难免嗔目发指”“我对中国文化中的丑恶是绝不认同的”，在《喊山应》中，他再度表达了对恶和恶趣味的拒绝。所以王跃文在伦理道德态度上的节制体现的是他对个体生命悲剧性的同情与悲悯，也因此作者反复强调自己的作品“态度是批判，底色是温暖”，他无法接受张爱玲《小团圆》中那种阴冷的调子。

只有了解了王跃文的“真”和后面的伦理道德立场，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一面在不断地向现实妥协，一面又在不断地进行道德反省，最终与自己、与他人实现了各种形式的和解，走向了伦理意义的回归，《梅次故事》《苍黄》《朝夕之间》《亡魂鸟》《冬日美丽》《爱历元年》等皆如是。虽然也许有人质疑这种和解的可能性与有效性，但对王跃文来说，“我在作品中想做的，只是用我这盏灯，照亮我所了解的这一小块地方，烛照这一小块真实，提问思考，仅此而已”，“以真实来发问，而不是以真实来给出答案”，他是没有野心的。没有野心也符合这充满相对性的世界，昆德拉说：“在小说的相对性世界中没有仇恨的位子”，因为“在这巨大的相对性的狂欢节中，没有人有理，也没有人完全无理”，所以王跃文的“真”是为这个动荡冲突的世界做的一个小小的注脚，一个作家摇头看书，热眼观世，去探索人们行动的意义以及他们所处环境的意义就已经足够了。

[责编:廖慧文]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