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的由来简介，的生平和思想以及成为

“书圣”的生平和思想

作者：姚淦铭

晋代王羲之有“书圣”之称，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俱入神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

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字逸少，琅玡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大尉郗鉴选中他为女婿，“坦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见《世说新语·雅量》）。朝廷公卿着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都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长史，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后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汉时帖》前二行为唐人写本，后段为元赵孟頫补书。

按《汉时帖》为王羲之《十七帖》中之一，然此为唐人临写本，旁有正书，与《十七帖》刻本不同。（见下图）

赵孟頫补书。

赵孟頫补书。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王羲之《其书帖》 罗振玉藏

与王羲之同时的书法家瘐翼、郗愔都声名卓著，王羲之自谦还赶不上他俩。传说瘐亮曾向王羲之求书，羲之回答道：“（瘐）翼在彼，岂复假此！”瘐翼在荆州时，见人们竟习王羲之书体，不以为然，曾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但后来瘐翼见到王羲之答瘐亮的章草，才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瘐翼态度的改变，正是王书不断从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攀登的反映。王羲之能自拔于流俗，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他的创造与发展，伴随着自我生命的发展、价值理想的完成和实现。如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论书启》）虞（龠禾)也说：“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瘐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论书表》）

王羲之既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又有富赡的内心世界。晋代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因此，他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去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王羲之的《兰亭》诗写道：“仰视碧天际，俯瞰禄水滨。寥阒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评析道：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诗句：“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宗白华认为“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我们正可从上述的剖析中体会和领悟王羲之的书魂。

（文/郑阶平）

提起王羲之就不得不提到《兰亭序》。在东晋永和九年（353年）暮春三月初三，四十二人雅集，作“流觞曲水”之戏，二十六人作诗。王羲之被众人首推作序，当时王羲之有点微醉。《兰亭序》手稿二十八行，共三百二十四个字。

通篇大小参差，错落有致，点画映带、气脉贯通，其笔法、结构、章法都完美。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一生先后创作了许多伟大的作品。如：《近徐公帖》、《十七帖》、《姨母帖》、《丧乱帖》、《快雪时晴帖》、《松仁集圣教序》等等。正因这些作品奠基了王羲之成为书圣的地位。但成为“书圣”有多少因素呢？

（一）时代因素和家族因素

魏晋时期，艺术开始觉醒，它首先表现为人的觉醒。当时一些上层人士或士族文人，不满于沉闷的社会现状。当时士族文化的觉醒，给王羲之艺术活动注入了强大活力。士族文化是以反对儒家名教和谶纬神学的禁锢为前提，整个思想呈自由解放的趋势。他们在言行上的表现为重感情、重个性、重精神风度、气质神韵。他们往往远离朝廷、寄身于山水之间，在大自然寻求自由与快乐。曾巩《墨池记》“方羲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他“徜徉肆恣”。尽管当时他们的手势拂尘，口吐玄言，然而实际上他们是借老庄之说反馈自然，来展示各自的才智、品鉴彼此的风采；他们看起来是遁世的，消极的，实际上他们开拓了自然美的新领域。这种标新立异的精致、脱俗就凡的言行、超逸萧散的艺术风度，就是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也就是所称的“魏晋风度”。书法艺术是以其抽象的形式，将人的精神世界外化，也就是以这种形式为表现人的精神的载体，使超逸自若的精神与流美悦目的形式统一起来。因此，他成为了反映书家审美精致一种最理想的方式，魏晋时期写字已不再是仅仅为树碑立传，而是随咏叹感，抒发情致最佳形式。说魏晋南北朝是艺术觉醒的时代。它有三个标志：创作繁荣，出现一大批有功力的书法家，有较高水准的书法理论。

王羲之《圣教序》局部

王羲之生平：王羲之，字逸少，山东琅玡临沂人，３０３年－３６１年，享年５９岁。

王羲之书法成功，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条件。王氏家族在政治上地位显赫。王羲之祖父王正，曾任尚书郎。叔祖王澄任荆州刺史。父王旷做过淮南、丹阳等地太守，曾参与朝廷大计，是晋王朝南迁的策划者之一，羲之的从伯父（丛，指堂房亲属）王敦、从父（叔）王导地位更显赫。王敦为扬州刺史，荆州、扬州因为江防重镇，在晋王朝南渡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王敦后拜侍中至丞相，王导官至太傅，拜丞相。从父王廙官至南将军，荆州刺史。王氏家族中，从将军、尚书到刺史丞相，位居要职高达二十多人，当时就有“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之说法。而且王氏家族书法人才济济而蜚声书坛。其父王旷善书法。宋朝陈思《书小史》称其善行、隶行。明朝陶宗仪《书史会要》称：“旷与卫氏，世为中表，故得笔法于卫夫人，以授羲之”。王羲之从小学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而且家教甚严，据史料记载他七岁开始习字。据《书林纪事》记载：王羲之十二岁时见前代笔论于其父旷枕中，窃而读之。……旷语大纲，羲之学功日近，卫夫人见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也。近观其书，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书名矣。”羲之从伯王敦“工书，得家传之学，笔势雄健”，《宣和书谱》。王羲之从父（叔）王导（２７６－３３９年）工行、草书。羲之从父王廙（２７６－３２２年）书法成就最高，“能章楷，谨传钟法”（羊欣《采古今能书人名》）。王羲之丧父之后，受到其照顾与培养。王僧虔称：“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华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廙肩吾称：“王廙为右军之师”（《书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即有王廙原话：“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出画法。”

王羲之

（二）王羲之先后师从两位伟大的书法大师学艺因素

先师从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卫夫人。卫夫人（２７２－３４９）名，字茂漪，汝阴太宗李钜之妻、世称卫夫人。河东安邑（今山西复县）人。卫氏为卫门望族，世代善书，卫夫人“工书法，尤善隶书。”《笔阵图》传为卫夫人所撰。文章虽短，但涉及问题颇多，对书写工具、执笔、读帖、笔法、笔试、笔意等一系列问题。都简洁的介绍与描述，直到今天对学书者仍有启迪的作用，在书法教学上带有指导意义。关于王羲之师从卫夫人的记载很多。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称：“予少学卫夫人。”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晋中书郎李无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和南帖》称：“卫氏有一弟子王逸少，基能学真书、咄咄逼人，笔试洞精，字体遒媚。”

王廙与卫夫人同源钟繇，用名天下，而钟繇又是王羲之之前最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能跟随这样两位大书法家学习书法，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这是王羲之能成为我国最伟大的书法家得天独厚的条件。

王羲之 《游目帖》

王羲之 《游目帖》又名《蜀都帖》纸本 摹本， 纸本。11行，102字。草书 日本广岛安达万所藏，毁于火。

释文: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 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 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 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游目帖 又名《蜀都帖》。摹本墨迹。此帖一百零二字，是王羲之信札中字数较多的一件。

王羲之 《游目帖》

（三）王羲之遇上汉字演变的关键时期，他抓住了这历史的机遇因素

王羲之通过艺术手段，使汉字的真、行、草三体形成了独立机制，也就是使汉字完全脱离隶书影响的古法、古形的窠臼、完全去向新生。魏晋既是我国书法多体交相发展的时期，也是促成蜕变时期：除隶书继续保持汉末程式化风格，楷书已逐渐发展成熟；草书经过章草时期也已发展到今草；行书则在隶楷的递变中发展到成熟。东汉末年，隶书已普遍被楷书取代，这种取代是汉文字逐步演变的必然结果。因为书法发展的规律就是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这是人们生活需要，是社会发展所决定。魏晋时期的隶书，已走上程式化的道路，艺术魅力下降。它的收笔又朝上作分势，与直行书写呼应方向不同，甚不方便。被楷书取代势在必然。此时钟繇的楷书已成熟，十分古雅。所谓古雅也就是稍带隶意。当时的行草书，虽然都已初具规模，但不同程度上都带有书的烙印。王羲之的卓越贡献就是能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开一代新风他“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张怀瓘《书断》清除３点画、结构和章法上的隶书痕迹。把楷体和行书推向成熟。书体在逐变过程中，正是王羲之抓住了书法发展的脉搏，推动了宋体的突变。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它既需要历史机遇，更需要超人的智慧、非凡的勇气、杰出的创作力。所以，当王羲之将自己的艺术活动与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最重要的转折连在一起时，产生了远比他主观意识更为伟大的结果。

王羲之 《游目帖》

（四）纸、笔、墨书写工具的改善因素

世界上任何艺术的发展，总是与它所使用的工具有着密不可分得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写工具比之汉代，有了很大的提高。纸张虽然是汉代就发明的，但它和一样，尚不能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因此到了西晋，很多地方仍然使用木简。司马睿过江后，建立了东晋政权，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南移。东晋政权得到了南北两方士族的支持，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力有所发展，剡溪一带四、五万里生产藤纸，质地极佳。还有以麻为原料的麻纸，也为书写提供了优质的书写材料。据载，王羲之曾一次向谢安赠送九万张纸，足见当时纸张的运用已相当普及。恒温曾下令以黄纸取代竹简，此举也对书法有促进作用。当时制笔业也有大发展。贾思勰《齐氏要术》记载有书仲将的制笔方法，他选用免毫和青羊毛，使其软硬相辅，用起来得心应手。东晋时笔有“鼠须”、“鸡距”等种类。《笔经》上说钟繇、王羲之皆用鼠须笔。《法书要录》载何延之《兰亭记》称王羲之书《兰亭序》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书法幽美劲健，绝代无双。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蚕茧纸为蚕茧所织，后据专家考证，此纸还是一种植物纤维的纸，固洁白亮丽，以蚕茧纸名之。当时的制墨业也迅速发展。河北易水之墨，色泽浓艳，故南朝齐王僧虔赞曰：“剡纸易墨，心圆管直，浆深色浓，万毫齐力……工之尽矣，可以名世。”（《笔意赞》）

王羲之 《游目帖》

（五）帝王重视，帝王推崇的因素

书法的繁荣发展，往往还伴随着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帝王喜欢书法。从东汉到宋、齐、梁、陈，共有４８位帝王，就有２８位帝王是书法家。帝王喜欢书法本身就是一种导向。

真正确立王羲之地位的人是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对中国书法有巨大贡献的人。他酷爱王羲之书法，同时又把南朝的文化视为正宗。开国初，他就把书法作为文治的一部分。唐太宗还亲自书写了《王羲之传论》，这是一篇为《晋书王羲之传》写的赞辞，唐太宗把王羲之与钟繇、王献之、萧子云作比较时，极大地肯定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他称赞羲之“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为王逸少乎！”把王羲之推到了所有书法家之上。帝王为书法家传论，在历史上十分罕见。由于唐太宗大力倡导，王羲之书法成了书法正宗，普天下形成了“尊王”的风气。并对后世百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最早称王羲之为书圣的是唐代的李嗣真，它在《后书品》中赞曰：“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人怀……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谷卷舒，烟空照灼……可谓飞白之仙也。”“书圣”称谓，由此可见。

魏晋书法是我国书法最灿烂的时期，多种书体相继出现，尤其是至今仍然是最常用的书体——楷书和行书已趋成熟。

一大批杰出的书法家应运而生，犹如颗颗明星闪烁在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星空之中，其中一颗最为明亮、耀眼，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书圣”的王羲之。